她。此时无论是胡兰成或是赖雅，与张爱玲的相恋相依都已成往事，一切都回不去了，这是“铁打的事实”。但它却成为张爱玲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她说的“也许爱情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其间无论经过多少扭曲变形，其原汁原味总在其中。
而相对于世钧和曼桢的叔惠和翠芝，张爱玲在改写后，已不像原有的那样实在，他们的相聚是在一种虚幻飘渺的氛围中，留下扑朔迷离的空白，张爱玲似乎有意拿他们和世钧、曼桢做一个参照。张爱玲这样写着：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仿佛随时就要走了，而过门不入，两人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张爱玲此时的心情，恐怕正如她在《不幸的她》刊于一九三二年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当时张爱玲是初中一年级，新文学史料家陈子善先生发掘此文，并认为是张爱玲的处女作。一文中所说的：“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虽是明知“当爱已成往事”，但张爱玲还是那样缠绵而百感交集！她写着：“他在绝望中搂得她更紧，她也更百般依恋，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脸。”是世钧，还是兰成？我们何曾看过张爱玲笔下有这样动人而凄美的描写，也惟有这一次了。
其实胡、张之恋的某些情节，早已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及据之而改写的小说《多少恨》套用过。由电影片名和小说篇名，就已点出是因为有“不了情”，才产生“多少恨”，“爱”与“恨”原是一体的两面。司马新在《张爱玲与赖雅》一书中，更指出：“……可是令人吃惊的倒是故事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十分相似。女主人翁二十五岁，与张当时的年龄相仿，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四十年代上海的年轻女子能自立的并不多，当然张是远更成功）。张在老家原来的名字既不是爱玲，也不是英文Eileen，这些都是学名，她的原名是煐，家中老亲都是这样叫她的。（在她给姑姑的信上，她都签名为煐。）读着与茵相近，而以上海方言发音则相同。于是，煐就变成家庭中的茵或家茵电影和小说女主角的名字。
“……然而小说中的夏先生可丝毫没有反派角色的劣迹，他为人正直、和蔼、关心人，对家茵的爱忠贞不渝。男主角之姓自胡（异族）转到夏（中华），可能也不是偶然。小说中的反派角色已转换成由夏太太和主人翁的父亲来担任。因此《多少恨》与张的真实生活既相似又相异。真实生活中，她的婚姻了断了，她的爱也了断了，因为胡兰成已不值得她的爱；《多少恨》中，恋爱是结束了，但是相互的爱却仍完好无损。真实生活中，胡是破坏婚姻的反派角色；《多少恨》中，两个局外人引起了姻缘的破坏。真实生活中，张是因胡两次背叛她，而不得不与他分手；《多少恨》中，是家茵主动与夏分手并出走到厦门。……胡多次背叛她的事实是难以使她无动于衷的，于是通过一种变形过程，只把胡兰成身上有吸引力的部分，投影到了小说中的主角夏先生身上，使夏先生变成值得女主人翁为他奉献爱心的人。因此，恋爱虽然结束了，爱心却没有结束，电影片名‘不了情’，明白地暗示这层意思。”
总之，我们从张爱玲的不断改写中，追索她如何在“虚构”的小说中，渗入她自身的“真实”故事，但亦不能“刻舟求剑”、穿凿附会地分不清创作和真实究竟是两码子事。但无可讳言的，胡、张之恋，确实在她的旧作新魂中，留下了陈迹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