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在中，我们看到吴翠远“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服装与色彩显现出吴翠远平凡呆板的生活，也因此她期待浪漫激情的生活，才会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另外在中，代表着放荡的红玫瑰王娇蕊家居的款式是“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那“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对佟振保而言，可说是致命的吸引力。而在另一处她企图挑逗佟振保的场合中，张爱玲让她身着“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就在佟振保眼睛为之一亮时，诱惑的是“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
在张爱玲的服饰中，色彩常被用来表现人物个性的载体，对王娇蕊的“潮绿加深粉红”，张爱玲说：“那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也只有她能够若无其事地穿着这样的衣服。”色彩显示了王娇蕊有着“自我”意识极强的性格，一如张爱玲在形容白玫瑰孟烟鹂的“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单只觉得白……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黑板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膜。”她同时赋与了孟烟鹂“贞洁”的个性，但这“白”对佟振保而言却是“一个很乏味的女人”，他说：“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相对于《更衣记》脱胎于《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张爱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发表于《二十世纪》第五卷第六期的Demons and Fairies，亦和许地山的研究论著有关。Demons and Fairies后来经张爱玲自己改译后，即是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天地》月刊第十一、十二、十三期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该文除了谈及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教在中国外，几乎十之八九都在谈佛教及道教。
许地山正是佛教与道教的研究专家，已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许地山的研究就十分推崇，他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两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只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两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以陈寅恪在学术界之声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见许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
早在一九一三年赴佛教国家缅甸仰光侨校任教期间，许地山就开始研究佛教了。一九二年他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即入该校神学院研读宗教，主攻基督教理。一九二三年他出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专业。一九二六年学成归国途中，许地山曾特意在印度做短暂停留，就地考察与研究梵文和佛学。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期，许地山又曾两度赴印度研究梵文，并实地考察了不少佛教圣地与古迹。
学者谭桂林指出，许地山对于佛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编写《佛藏子目引得》一书，它填补了国内佛学界的一项空白，为后来研究佛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撰写了《大乘佛教之发展》、《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等佛学论著。
而许地山对道教之研究，据其弟子李镜池言，是从大学念书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积二十五年之学历，想要写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还有遗稿七章，为前史之续。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论著《扶箕迷信底研究》。
许地山为了写《道教史》，曾要李镜池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李镜池说：“做了一年多，才把这一千一两百本底道藏及辑要底详细子目，写成两三万张卡片。交商务印书馆排号码次序而抄录册，预备把这稿本再修改，然后拿一册交商务排印，做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丛书之一。”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许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病逝，而几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原先存入商务的稿卡，因之散失，《道藏子目通检》终究无法成书。虽是如此，许地山对道教肯下决心用苦功去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可说是绝无仅有。
张爱玲在港大，据黄康显的文章说，张爱玲当时选修的组别是Group Cl，头两年须修读英文、中国语文及文学、翻译与比较、历史或逻辑，而张爱玲只提及历史教授佛朗士，因此是弃逻辑而选历史。而博学通才身兼新文学作家与学者的许地山，他的服饰史、宗教史的课程，肯定为张爱玲所乐听的。他们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张爱玲“因获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的梦想破碎，因此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