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毕业的前半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香港，由于战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学校的文件纪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参张爱玲：《我看苏青》。也因此我们无法从文献上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羨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爱美的天性，张爱玲从小就以她母亲为榜样，“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亲的离异使她的梦想破灭，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晚年她在《对照记》中说：“不过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文中说：“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四二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钮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
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而据张爱玲自己说，她在港大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她连信也用英文写。再加上英文杂志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杂志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杂志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主编梅涅特对张爱玲的文章赞誉有加，他称她“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还在文章前面加了两段按语，大意是“此文对于我们读者中的女士无需推荐；对她们来说：‘时装’这个词的意义不言可喻。但为我们男性读者们着想，或许应该说明以下几页绝非仅是刊登一篇谈时装的散文。实际上，此文提供了有关现代中国的一种有趣的精神分析”。后面他赞扬张爱玲的文笔，“不仅写出了这篇充满魅力的文章，还画出了富有表现力的插图。”
张爱玲擅长绘画，在这之前就曾在圣玛丽亚女校《国光》第四期刊登过漫画“某同学之甜梦”；而在此文她附上十二幅亲笔绘制的，自清末至四十年代的女性发型和服装插图，生动而灵感十足。而这篇英文散文后来经过张爱玲自己的改译，便是发表在同年十二月《古今》月刊第三十四期的散文《更衣记》。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说：“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于是在动荡的时代，人们的衣服总是为了能轻便地移动而显得紧匝在身上，所以“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而“元宝领”的产生，是因为中国有了第一次巨大的变动，“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衣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喇叭管袖子”式的飘飘欲仙，是因着民国新创立的清明气象，理想的人权主义、投票制度、自由恋爱，使得服装“也显出空前的天真、愉快”。而“旗袍”的采用，更是由于西化中男女平权的影响，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为了表示自己和男子一样，女性同胞们由服装上开始自力救济。
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时装的变迁，但处处落笔在中国人的心理上，从清初到民国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动，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全有体现。很显然地，这样的文章给人感觉既有女性在形象观察上的细腻入微，又有一种十分难得的机智见识，甚至说必须要对晚近的服装史有深刻的体认，而论者认为它正得之于许地山的启发。早在少年的时候，许地山就能做一手好工艺。在燕京大学求学时，这位年方弱冠的宗教研究者，竟能自我设计服装。他穿着自己设计的“长仅及膝，对襟不翻领的棉布大衫”，被视为怪人。后来为了编写一部从未有过的《中国服装史》，年轻的许地山在从事教学和写作的同时，着手搜集大量有关服饰的古画影印本、人物木刻画像和各种照片，还对此翔实地做了校勘和考证。而就在这不久，他遭到燕大的解聘，使他的研究不得不中辍。但他还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第三十二期连载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陆续在第三十三期（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期（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