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她弟弟所说的“为胡兰成跌倒了”，就好像她在温州看戏时的感觉——男男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是的，在张爱玲感情的路上，她已是“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曾经冀望的“华丽缘”，如今已落入虚空了。
胡、张之恋，可说是一个“传奇”。两个南辕北辙、各方面都迥然有别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当然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胡兰成不仅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而且能够欣赏她的人和文。而张爱玲此时正怀着一颗“失父”、“恋父”的破碎之心，在无爱的人间找温馨，而胡兰成便做为她对父爱（恨与爱，是一体之两面）的一种补偿。
学者王巧凤对此有极为精辟的分析，她指出胡兰成扮演的是一个长者、父亲、保护人的角色。他也许并非有意，但确是以“奇货可居”、“不轻易出示”的心态来对待张爱玲的。他对张爱玲不介意他的家室，结不结婚无所谓，亦不在意他“才子风流”、“挟妓游玩”的习性，而只沉浸在对他的喜爱情感里的男子式慷慨之气，颇为惊奇而感叹，因此他愿意和她结婚。因为张爱玲所表现的这一切，都符合传统“菲勒斯中心主义强调父权制的正面价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维持其社会特权的一种态度。”既不影响他的生活、追求、习性，还有张爱玲的才气名声、家世背景为他增添荣耀，他自然是乐意的。
而张爱玲在婚前恋着胡兰成，有如小时候依恋寂寞中的父亲。她对胡兰成的爱，其实是将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琐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惑于张爱玲的“奇”，于是当时间冲刷了陌生而神秘的“奇”之后，张爱玲就只有被丢开的命运；但张爱玲却总是陷在“恋父”的阴影里而不自觉。因此一个是“奇货囤之”式地把玩她，一个却是朝朝暮暮地依恋着他。如果不是“恋父”，张爱玲不会如此执迷不悟；但也正是“恋父”，使她在痛定思痛后毅然决定离开他，不愿再被伤害，正如她当年毅然地逃出“父亲的家”，从此永不再回头一样。乱世情，难长久，原本既非同路人，何能携手共日月？张爱玲此时有着清醒的领悟，于是她做出了分手的选择。
传记作家胡辛对胡、张之恋，曾说：“在张爱玲是纯真的初恋绝唱，在胡兰成不过是八次有名无名婚恋中的一支插曲。张爱玲是胡兰成生命中唯一闪光的记忆，而胡兰成是张爱玲生涯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黑点。”
“黑点”之说，是指当时张爱玲被舆论指为“文化汉奸”，甚至到了一九八年刘心皇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张爱玲还被列为“落水文人”。但这些指责与批判基本上都是谬误的，正如学者张泉所指出：“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分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而学者古远清针对一九九六年陈辽先生再度提出张爱玲是“文化汉奸”之说，提出反驳：“像张爱玲这样著名的作家，如果真是‘文化汉奸’，解放后的上海军管会一定不会放过她的，焉能让其参加上海首届文代会？夏衍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也不会糊涂到把文化汉奸请进自己主持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此事后来未成）。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汉奸胡兰成依依不舍，多属个人感情纠葛，与坚持日伪立场似乎扯不上。事实上，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既不是汉奸政权骨干分子，也不是上海伪文坛的当权派，也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她的作品也未有所谓‘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以争取大东亚民族解放’的主题。”
当然这些迟来的正义之声，都是在距当时半个世纪之后，甚至是在张爱玲过世之后才发出的。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张爱玲没有发表任何一篇文章，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机会让她发表文章。面对舆论排山倒海地指责她是“海上文妖”，而她原本笔下的遗少生活、洋场故事、男女情爱传奇，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的新形势中，显得苍白而冷寂；而更主要的是她的感情受到了猝不及防的重大打击，她几乎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因之她该有多少次灵魂的挣扎、内心的纠斗，但终究无法摆脱，当然也就无力提笔为文了。
直到两年后，她才以编写电影剧本的方式再次登上文坛，她先后为文华影片公司写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个剧本，都由桑弧导演，影片上映，佳评如潮。但就在此时社会上又突然出现一场对她的大规模“围剿”。逼得原先为文赞赏张爱玲的戏剧家洪深，不得不发表检讨文章，全盘否定《太太万岁》的成就，才得落幕。
而张爱玲一如从前地保持沉默，但却因此造成她在这之后，直到离沪之前的五年内，没有再用本名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她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