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帮夫”，除了写文章外，还拉了好友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炎樱之手），但是炎樱的英文文章都得张爱玲翻译，于是在《苦竹》中，张爱玲是又写又译，写的有《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原刊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新东方》月刊，今重刊。《桂花蒸阿小悲秋》，译的有《死歌》、《生命的颜色》（均为炎樱的作品）。学者余斌甚至还指出，张爱玲把《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这些她小说、散文中上乘之作，留给《苦竹》，而长期刊登她作品的《杂志》月刊，却只获得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可见得远近亲疏之不同。
一九四四年秋胡兰成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任社长。同时他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日伪《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胡兰成性格有其多面性，他这时眼见日本战败似已不可逆转，他打算做一个现代孙权，而武汉据天下之中，足可左右逢源。如果日本人不败，他依靠日本人，足可与重庆、汪伪两方抗衡，三分天下。如日本人战败，重庆能赦免他汉奸罪，他就倒向重庆；否则就打个烂仗，也说不定能死里求生。
因此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南京办了以政治为主的《大公周刊》，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但是传记作家胡辛对此不以为然并批评道：“《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胡兰成在婚后一两个月，就到汉口办《大楚报》，随即移情别恋，与汉阳医院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恋上了。他在办报早出晚归之余，第一桩事就是看小周，与小周在潮湿的江边沙滩上散步，每一脚都印出水来，他又急切地要她做学生、做女儿、做妹妹，很快要她做老婆！他也不隐瞒张爱玲的事，好像他要这个人或那个人做他老婆，都一律的理直气壮。
抗战胜利时胡兰成被迫与小周分手，当时他曾对她做了如下的表白：“我与你相聚只有九个月，但好像从天地开辟时起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这犹如他对张爱玲所说的话语一般，是多情是无情，恐怕也只有胡兰成心中自分明了。
而在此时胡兰成从武汉经南京逃往浙江，路过上海时，曾在张爱玲处住一宿后匆匆而别，还对张爱玲发了一顿现在难以确知缘由的怒火。而在杭州乡下斯家避难时，他与曾为斯家姨太太而今守寡多年、大他一岁的范秀美发生恋情，范秀美一路护送他到温州，让他住在自己的娘家，此时他与范秀美已经做了夫妻，虽然胡兰成承认，此举“不是没有利用之意”，但又狡辩说：“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
而此时身在上海的张爱玲根本不知情，她对胡兰成只有牵挂和思念。于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几经周转，千里迢迢地来到温州。她的突然造访，胡兰成在自己的回忆中说是“不喜”，于是她被生气的胡兰成安排在旅馆栖身。虽然在中，胡兰成记述他和张爱玲在温州彼此相悦的亲密情形，但他又这样写着：“我与爱玲结婚已两年，现在亦仍像刚做了三朝，新郎与新娘只合整日闺房相守，无事可为，却亲热里尚有些生分，自然如同宾客相待。”显然此时两人在心理上已有了隔膜。张爱玲此次前来，原本心里忧虑的是他和小周的恋情（小周的事是胡兰成讲给她听的，胡曾一度想纳小周为妾，一九四五年三月胡从武汉回上海时，曾就此事和她商量，当时张爱玲虽然没说什么，但顿时变得满面愁怨），但她不知也万万没想到眼前还有一个范秀美。直到有一天清晨，张爱玲同胡兰成在旅馆里说话，胡觉腹痛，却未吭声，后范秀美来到，胡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张爱玲当下满心都是惆怅酸楚，因为胡显然把她当成局外人。
她为范秀美画像，画到一半，好好的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胡一直催促着她。范走后张爱玲对胡兰成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愈来愈像你，心里好一阵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张爱玲原本怀着满腔的痴情，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但眼前的情况，却令她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也难怪她无法再握住那画笔了。
但以张爱玲的敏慧，她不难看出胡兰成对范、周两人用情的深浅。前者青春已过（比胡大一岁，又是守寡多年），胡只是借她聊避一时（胡当时是被搜捕的汉奸）；对后者却有更多的喜爱，对她的体贴照顾，还更在张爱玲之上。因为当胡从报上得知小周因他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