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的时候依然是先尽着男人和孩子们，女人们辛苦了一上午，还要等男人和孩子们吃完，腾出地儿，她们才上桌，她们生活的目的似乎就为了给男人和孩子做饭。
电视开着，吃饭的人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偶尔瞟一眼电视，并不看剧情，只是在寻找里面的明星，然后交流这些明星的八卦，哪个男演员是靠吃软饭出名的，哪个号称未婚的女演员孩子已经多大了。这些谈话也是有节奏的，每说到节奏点儿上，男人们就拿起杯喝酒，然后到了下一个点儿上，开始抽烟，针对手里烟的味儿道也能扯出很远。
何小兵觉得这种生活有一种天然的魅力，虽然当事人自己不觉得，但没有融入进这种生活里的人，作为旁观者，会羡慕他们能在这种简单与平庸的生活中获得乐趣。
孩子们吃饭快，吃完给女人们让地儿，他们出去玩儿。何小兵开着车，带着弟妹去唱歌。车从姥爷家拐出来，经过一处院门的时候，那儿有一块多年来一直埋在土里的大石头，何小兵看了覍得少点儿什么。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想起来了，少了一个人。
以前这块大石头上总坐着一个傻叔叔，他总在何小兵每次去奶奶家的路上向他微笑，不仅向何小兵微笑，他向所有路过的人微笑，笑容灿烂，眼睛明亮，面庞黝黑——常年坐在这块儿石头上被太阳晒的——一年四季裹着一件不知道本身就是黑色的还是因为脏了才黑的棉袄。夏天，棉袄里面什么都不穿；冬天，棉袄里面还裹着一件棉袄。除了管他叫“傻子”，大人和小孩们都想不出对他更好的称谓。
有一次，何小兵和姥爷家的邻居小孩们玩弹球，傻子就坐在石头上，咧着嘴看着。那次何小兵把自己的玻璃球都输了，沮丧地回了姥爷家，看了傻子一眼，傻子冲着他笑。何小兵觉得傻子真讨厌，自己的玻璃球都输没了，傻子还笑。
没过多久，何小兵在去姥爷家的路上碰见推着三轮车卖冰棍的，买了一根，一转身，看见傻子正对自己笑，笑得何小兵毛骨悚然，觉得傻子既可怕又可怜，天那么热公还穿着棉袄。何小兵走上前，把冰棍给了了傻子后，赶紧跑了。几天后，何小兵从这里经过，傻子向何小兵招手，何小兵走过去，傻子从棉袄里掏出东西攥在手里，笑着向何小兵伸去，何小兵不敢接，跑开了。
又过了几天，何小兵去姥爷家再次路过这里，离老远就看见傻子冲自己笑，何小兵想低着头从傻子身边过去，但傻子“咿咿呀呀”地叫开了，何小兵抬起头，看见傻子又在向自己招手，从棉袄里掏出东西，伸出手。何小兵鼓足勇气走过去，伸手去接，傻子松开手，在东西即接落下的一瞬间，何小兵又害怕了，赶紧把手缩回，几个被阳光照耀得晶莹剔透的玻璃掉在地上，“噼啪”作响，滚向一边，何小兵一愣，看向傻子，傻子捡起玻璃球，又递给何小兵并冲着他笑，这笑容，和平时晒太阳的笑容不一样。
从些后，何小兵每次去姥爷家，夏天都给傻子买一根冰棍，冬天给傻子买一块烤白薯，傻子则会时不时地从怀里掏出一些洋画儿，烟盒等东西给何小兵。
何小兵去北京上大学之前，去姥爷家，还看见过傻子坐在石头上。那时何小兵已经长大了，不再给傻子买东西吃了，但是他也会冲着傻子笑，而傻子还动不动就从怀里摸出什么试图给何小兵，何小兵笑着摇摇头走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傻子就不见了，上回姥爷去世的时候，何小兵也没有看见傻子。何小兵问弟妹们，傻子哪儿去，弟妹们告诉他，傻子死 了，死了好几年了，人们都说从此路上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何小兵听完心里酸酸的，他想起了那几个早不知道被他丢到哪去了的玻璃球。
从后视镜里看着空空的石头，何小兵恍惚觉得，傻子就坐在那上面，裹着黑棉袄，晒着太阳，正冲着他笑。
到了练歌房，弟妹们轻车熟路地进了包房，点歌，开唱。十几岁的小孩，把情歌唱得深情款款，手捏着麦克，摇头晃脑闭眼睛，表情陶醉，而且还是标准的粤语，但唱完最后一句，紧跟着来了 一句，“哎呀妈呀，累死我了”，又暴露出浓生的家乡口音，很难想象这两种声音是从一个人的嘴里发出来的。
这里没有何小兵想唱的歌，麦克风在弟妹们的手中传来传去，何小兵坐在他们中间，就当陪着他们玩儿了。看着他们唱得那么投入，何小兵心里很愉悦。
表妹一边唱歌一边趁着间奏的空隙联系着正在约会的表哥，发短信让他带着对象过来玩。过一会儿表哥真的过来了，就一个人，表妹问他对象呢，他说对象不好意思来。接下来，就没人唱歌了，开始审问表哥的对象的进展，无论是已经毕业还是正上中学的，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哥被问得也很高兴，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乐趣，似乎早日找到那个和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妙的事儿。
唱完歌，何小兵拉着弟妹们回到姥爷家，屋里正支了两桌麻将，男人一桌，女人一桌。男人那桌气氛沉闷，玩儿得大，都面色凝重，女人这桌嘻嘻哈哈，更像是在哄孩子，何小兵四岁的侄子也在牌桌上，只负责抓牌，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