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不同意，民国的统治者也不同意。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愿意不愿意，更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权力的让渡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曾对民主人士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让渡。你要拿，也得凭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夺！
政权既非经由民授，则治下之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权。没有民权，就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并非简单的就是"立宪执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约法"。主权不在民，国民无民权，又怎么能立法？岂但无权立法，甚至连国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 自然是任由予夺。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紧箍咒"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也都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与其说是"立法", 不如说是"制律"。因为那些所谓"法律"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口衔天宪"和"联即国家"。
何况宪政并不只是"宪政"（在宪法框架内行政）, 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其证明，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个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于是，不但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国会）也要受到限制。这里体现的，便正是宪政的精神。
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由多数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宪政则不会。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在宪政和宪政主义者看来，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而且并不因为它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就不是危险。权力来自何方，掌握在谁手里，怎样使用，这些都不是宪政考虑的问题，而是民主与共和的任务。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因此，宪政不但要求执政者合法（包括以宪法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政权），而且要求宪法本身合法。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这又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从来就只知道"王法"，不知道"宪法"；也从来就只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还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 ，开宗明义竟是这样的条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哪里是什么宪法，又哪里是什么宪政！结果竟是这样：大清王朝的"宪政"不但没有限制君权，反倒给不受限制的君权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万世一系"的大清帝国也就只好走上断头台。
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限政传统，不是说历代王朝的所有权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的权力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有森严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越权办事或越权干政，历来是王朝和官场之大忌。但这只是"限权"，不是"限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