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命官"，也都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胥吏却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并无区别，只不过其他人或服劳役，或服兵役，他们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 ，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吏员的禄食，有的朝代有，有的朝代没有。同一王朝之中，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即便有，也微不足道。官的俸禄尚且不高，何况乎吏？
比胥吏级别更低的是衙役，比如更夫、捕快、狱卒之类。这些人根本就是"民"，最初都是从民众当中征发来无偿服役的。既然是无偿服役，自然并无薪水，只有伙食补贴，叫"工食银"，其数亦不过每日二三分，仅供夫妻二人一餐之用。这在帝国，已是"皇恩浩荡"。因为其他被征发来无偿服役（比如修城墙）的民众，政府是连一餐饭都不管的。但在这些人，却是生计维艰。因为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在衙门里当差。不像其他民众，尚有别的活路。
然而尽管如此，愿意担任县官、胥吏、衙役的仍大有人在。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虽然薪资极低，权力却很大，也很威风和排场。前已说过，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是靠权力来维持，也是靠权力来运作的。因此，为了维护权力的至高无上，帝国从来就不惜成本，不吝代价。这样，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帝国赋予的权力，他就有了高于一般民众的地位，哪怕他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只不过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蕞尔小吏。但由于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帝国，就不能不让一般民众胆战心惊。换句话说，胥吏和衙役虽然不是牧羊人，却好歹也是牧羊犬。这就足以让"羊"们敬畏。
州官县官的权力就更是大得吓人。作为朝廷派遣至州县的"牧民之官"，他集司法、行政和监察之权于一身，在一州一县之内令行禁止，生杀予夺。由于上级部门非有大事不会过问，僚属、胥吏、衙役、百姓又全无监察之权，因此县太爷们完全有可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治下小民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也因此，历史上又有"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的说法。
一方面是权力极大，另一方面是薪资极低，那么，有谁不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耗羡"。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里的，便既有银子，也有粮米。但从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米耗"和"火耗"。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耗羡"。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耗羡"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税外收费"，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人，如"公事"、"规礼"、"罚赎"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州官、县官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比如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不正当收入", 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州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张萱《 西园闻见录》 卷九七）。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州官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君子动口不动手"，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最"廉洁"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地头蛇"。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摆平"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