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忠君爱民"，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 论语·阳货》 ，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曾笑言"割（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因为"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 论语·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乡饮"（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清代则于1670 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 圣祖圣谕》 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须向民众宣讲一次，以为全体臣民的做人准则和修养纲领。在这些活动中，士农工商均须恭聆圣训，体察圣心，从中获取道德的力量。有异心和劣迹者，则更应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够和那些良善之民一起共沐天恩。
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大成至圣先师"，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可惜诸如此类的笑话并没能阻止帝国树立典型的热情。继孔子在两千年间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后，刘备的爱将关羽又在康熙年间被册封为"武圣人"。当时的候选人还有南宋的岳飞，但因岳飞曾与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战，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岳飞也好关羽也好，之所以备受帝王青睐无非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不过民间对于关羽则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义气深重。按照陈寿（（三国志·关羽传》 的记载，此公之重义，是连曹操都要被感动的，何况芸芸众生？自然奉为楷模。忠，是统治者喜欢的。义，是老百姓喜欢的。官方推崇忠，民间推崇义，关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崇拜，关帝庙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这又说明，伦理治国的方略曾经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不过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 四库全书》 ，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