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也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时代后期，人们勉强维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礼"。就连孔子，也认为如果实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礼仪也不错。据《 论语·八佾》 ，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曾向先生建议，说以前诸侯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现在他们既不祭庙，又不听朝，只有羊照杀。既然如此，不如连这只羊也一并省去。孔子却说，阿赐啊，你心疼那羊，我却痛心这礼（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可见，礼是德治的最后防线，也是德治的底线。
其实，帝国的统治者要的也只是这一条底线。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只看哪个用得顺手。经过比较，发现还是礼治好用。因为"礼"的核心，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而帝国要求的秩序，也正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别内外就辨华夷，定亲疏就爱家人，序长幼就孝，明贵贱就忠。帝国的要求原本不高，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只要官员都能忠君爱民，百姓都能安分守己，也就天下太平，何用许多？
于是，正如周公旦把道德变成了伦理，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在汉以及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德治"实际上被规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唐律更是以重教化、重公权、重等级、重伦理而著称，即不但如黄仁宇先生在《 万历十五年》 一书中所说，是"以道德代法制"；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以伦理代道德"。所以，正如帝国之法非法，帝国之德也无德。帝国的法律并不是法律，而是规矩，也叫法度、法纪。帝国的道德也不是道德，而是伦理，也叫伦常、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帝国的制度是"伦理治国"。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暴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仿佛整个帝国都变成了"爱的乐园"。然而统治者自己却心里有数。汉宣帝刘询就曾对他的儿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才是真话。原来，他们那个道德，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讲，不想讲的时候不讲。即便讲"王道"，也不过遮人耳目，骨子里还是"霸道"，充其量在讲"王道"时是"善霸"而已。与之相对应，地方上那些强权人物就叫"恶霸"，亦即"地头蛇"。上有"善霸"，下有"恶霸"；上有"真龙天子"，下有"地头蛇"。所谓"王道乐土"，如此而已。
法治非法，德治不德，礼治自欺欺人，人治昙花一现，这才是帝国的真实状况。
问题是，何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