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站在一起，而不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
然而，正如奥利弗·坦博告诉英国国际事务评论家安东尼·萨姆普森的那样，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结束它所坚持的袭击高压线桥塔的政策——这些目标第二天就会修复，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仅仅有此意图而破坏未成，也要被判无期徒刑或绞刑。马普托的屠杀十分邪恶，而马塞卢屠杀则更邪恶。在这次袭击后举行的白人民意测验中，居然有68% 的白人对此感到高兴。坦博肯定，100% 的黑人为此而悲痛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失去耐心。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车中偷放炸弹的背景，这次袭击原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目标。坦博说：“当时并没有想袭击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杀之后干点什么。”然而在这次汽车爆炸中，19人被杀，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象往常一样，曼德拉早上3时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他称之为“出一身大汗”的锻炼，白天看书及学习。
达什问曼德拉对南非政府准备废除所谓不道德法和禁止不同种族通婚法有什么评价。曼德拉指出，这些改革只影响那些“令人烦恼的小事”。他从没有过要娶一个白人妇女的奢望，核心的问题是政治平等。当谈到很多白人恐怕如果实现这样的平等就会要屈从于饱含怨恨的多数黑人时，曼德拉申明：“南非的白人属于这里，这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并与我们分享权力。”这是在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自由宪章中所表述过的政策。他再次领着(上面说过的)这支队伍上楼参观他的狱室，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并且开玩笑说，他逃跑的希望不大。
1984年7月，坦博强烈批评那些原想杀死一个武装护卫队却误杀5个黑人平民者。坦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干部们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坦博说：“讨论的起点不应是这次爆炸，要讨论的是迫使人们进行爆炸的东西，包括炸军事人员。种族隔离制度应对此负责。”在纳塔尔，当一个南非军官死于意外事故时，坦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曼德拉肯定也会赞成这一观点的。现在，南非保安部队对游击队的政策是射杀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杀死一个陆军中尉，却有几名游击战士牺牲。
姆曾格之死仅仅是那些反对南非当局的活动家惨遭杀害的一个例子。曼德拉对他们的朋友鲁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学工作时被信封炸弹所杀害。温妮写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么能这么残酷地扼杀这样美丽的生命？”
尼古拉斯·贝塞尔是这样描述会见时的情景的：
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办公室。温妮起初认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转述了监狱当局的口信，说：“此后探视曼德拉时可以接触了。”泽妮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经过了22年的分离，她的父母亲长时间地亲吻并拥抱在一起。
读到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遗憾，正如他后来对某探视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和不动产，也许在战斗中或在战场上都会有人被杀，但我们并不相信暗杀。”
1984年冬天似乎是P··博塔洋洋得意的日子。在西方，人们欢呼恩科马蒂条约，把它作为博塔改革政策的第一步迹象；与此同时，他已击败了阿非里卡人的右翼反对派，赢得了白人选民对新宪法的全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3院制议会。在议会中，350万有色人和印度人将和460万白人一样派有代表，但他们的权力仍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而2100万非洲人的“权利”仍限于班图斯坦家园和城镇委员会内。
南非的白人给博塔以英雄般的欢迎，但在3院制议会选举时却触发了更愤怒的抗议示威。80% 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抵制这次选举，到9月份新议会开张时，整个国家陷入种族动乱之中。
长候选人一事表示高兴，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家，我自然希望在竞选中获胜；但这是一个充满友好之情的表示，能否当选我确实不介意。”
波尔斯摩尔，这个黄砖砌成的长长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分别关押着数千名各种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筑物的4楼，曼德拉和他的4位战友被关在一个大的单间里，这里可以通往一个由“L”形高墙围成的院子。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马奎比拉的年轻人，被判处20年监禁。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庆祝他的70寿辰，与此同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厅挤满了人，为他的生日举行集会，人们长时间地给他热烈鼓掌。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上述这些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又能在国会施加压力对南非实行制裁。1985年1月，肯尼迪到南非，在布兰德福特温妮的寓所里访问了温妮，他还要求会见曼德拉，但被拒绝。相反，数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