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着它的支持。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都落在地上了，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和他的联系。④
使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正在成为一个作家，她的一篇文章被发表了。他称赞她：“你已收到你的第一张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确是不小的成绩。”他又说些忠告的话，“写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它把人推上世界的中心。而为保持在高峰之上，就必须努力工作，目的是有一个好的、新颖的主题，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每到探视时，温妮都必须办理同样的手续：首先通过地方长官从司法部和警察那里取得书面许可，然后在出发和返回时都向警察报告。不再允许她坐火车或小汽车，而必须乘飞机去开普敦，这样就要承担更多的旅费。国内外朋友们慷慨地捐助。很难记得住对谈话的种种限制。当问到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引起看守们掐断她同她丈夫的对话时，温妮说：“当他问到鲁斯·弗斯特或鲁斯·马索奥阿内(他过去的秘书)或奥利弗·坦博的情况时；当他谈论特兰斯凯的情况包括他的家庭——马坦齐马兄弟们时；以及说到正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时谈话就被打断。”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16个月中有记录的死亡数字约为600人，但据说，实际将近1000人——除2人外都是黑人，而大部分是被警察枪杀的中小学生。约有4000人受伤；成千上万的人突然被拘留起来，有的在单独监禁中度过5年，有的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的家长。千百人设法越过边境去北方，寻求军事训练或期望得到真正的教育。
延续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了，这对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独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主席欢迎奥利弗·坦博，称他为同志和战友。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也得到很大推动，因为莫桑比克能为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提供基地。
警察开车送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300英里，来到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的名为布兰德福特的小乡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尘弥漫的802号门牌的房前。这是政府能找到的对她最生疏的环境：这里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却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数万名黑人学生罢课，教师们辞职，家长们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议的罢工行动中，暴动仍在继续。正如政府一个调查委员会所说，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礼”，青年们失去了对暴力的恐惧。这个1000页的调查报告等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指控，因为它引起对白人的“仇恨”，它记录了人们对分别发展、集体居住、特别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的强烈谴责。
政治犯不可能知道民族之矛在与警察和军队交锋，但他们一点一滴地把情况拼凑起来，知道斗争在推进。在1977年，根据保安法令进行了95次审判，提出的指控是关于为军事训练补充人员，组织活动小组，私运武器和炸药，以及从事破坏或游击队活动的。
在罗本岛，6月16日气候恶劣，又湿又冷。曼德拉和其他采海藻的人，强烈反对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看守们指控他们不认真工作。那天下午，他们又冷又脏地采海藻回来时，发现淋浴的热水已没有了。他们猜想外面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但只是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索韦托的孩子们已经和温妮·曼德拉所说，“起来为他们的长辈而进行战斗”。
镇上她的邻居们得到警告，不许和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是他们逐渐有了勇气；他们不能长期抵制她的热情和慷慨。看到他们被剥夺得精光——贫穷、挨饿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惊，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