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
1978年7月曼德拉的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都庆祝这一时刻。《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将来可能在南非领导一个黑人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由于曼德拉本人不许收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生日贺卡，这些卡片就都寄到布兰德福特镇门牌802号。全家人聚集在那里为所有的政治犯祷告。
南非报纸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论。但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让她谈出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当作证据？”经过上诉，原判予以驳回，温妮被判无罪。
津姬发现写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学校时就以写诗见长。通常她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而她的母亲善于将这样的诗句拾起来，于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还有这个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马古巴内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的父亲：
注释：
津姬回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她再次被控违反对她的禁令，1974年期间在克龙斯塔德监狱被监禁6个月。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感到在那里更加解放，肉体上觉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它更能令人满足。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监禁引起了不安。津姬听到这个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你永远不要哭，你哭他们就高兴。”泽妮回忆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们的监护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带着探视她们的母亲：透过玻璃隔板她们和她谈话半个小时，谈关于学校，关于零用钱以及她们是跟谁在一起。温妮看上去总是很好。但是孩子们开始发觉朋友们害怕到家里看望她们，因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们带走审问。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见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个脸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车里监视着，温妮外出时就跟踪她。如他所说，“执行我的任务”；按一个美国观察家所说，是“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
在审讯被拘留者时，酷刑和杀害已司空见惯，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中暴露无遗。他在伊丽莎白港警察总部经3周的审讯后，赤身露体几乎不省人事地被装上一辆越野汽车，行驶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他的亲密朋友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个印度人青年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10层楼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也在国外对付反对势力。一名“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是被邮包炸弹炸死的几名积极分子的第一个，他当时在博茨瓦纳。
青年忍受奴役状态的制度。
虽然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更为接近，但这些年轻的领袖们首先受到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