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中肤色壁垒的影响：
诉讼以原告要求法庭判处他犯有两项罪名而告终。根据第一条罪状，“被煽动”参加抗议者分为三类：“重要机构的雇员，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人矿工，他们没有正当理由放弃或擅自离开就职岗位即为不合法；除农业劳动者外的一般服务人员，擅自离开他们主人的处所为非法。”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非国大55年来一直在寻求和平地解决国家的不幸和问题的方法，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冷遇，并发现他们的抗议不被理睬。
曼德拉接着清楚地讲述了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所作所为，他替所有的政治犯说话，替未经审判继续遭关押、在审讯者任意摆布下孤独地被囚禁着的人们说话。
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曼德拉接下去说：“信的调子是要求召开全国大会”，“所有南非人的大会，难道这类事情你的总理都不能给予答复吗？”没有任何明确的回答。曼德拉继续说：“我要告诉你，对这样一封信不做答复，你的总理就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警察监视、骚扰和逮捕已成为家常便饭。由于反对关押曼德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司法部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尊敬的阁下，”他回答说，“如果我还有话要说的话，我会说的。”
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增长着的不安。这不安是由于认识到他们的政府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我们却得到了这种支持。很明显，政府企图用恐怖的统治来反对我们强大的运动。
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曼德拉从被告席上发表政治声明。前面他已经“控诉了白人统治”，现在准备讲他在号召罢工中的作用：
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