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严酷的独裁统治”。然而，“我们却没有被武力和暴力的威胁所吓倒”。
鉴于过去和政府发生的对抗，他对非洲人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不抱希望。南非总理并没有答复，只在议会承认他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并称这封信带有“威胁”口吻，态度“狂妄”。
大会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行动委员会”，负责向政府转达上述要求。如果政府不召集国民大会，全国就举行示威活动——待在家里3天，日期定在5月底，恰好在白人南非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日子。曼德拉离开大会向卢图利汇报，然后又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取最后判决。从唯一一部有关判决的电影上可以看到，他身穿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离开法庭后，他转入地下工作。对于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要伪装乔扮是很不容易的。正当他在全国各地秘密活动时，当局发布了通缉令。他仍四处奔波，指导工作。当警察追踪太紧时，他就隐蔽消失一段时间。在一个警察进行恐吓和收买已延续好几代人的国家，告密者无所不在。曼德拉发现在非国大领导人因禁令而失去联系的农村和开普敦穆斯林群众中，组织动员工作尚有很大潜力，他说，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则你无法体会。”他喜爱乡村生活，但在被当局限制活动的年月里，他几乎忘记了这种生活。他到各个黑人城镇活动。在索韦托，他在晚上会见下班回来的工人。他还到各大城市活动，会见工厂工人和一批批印度人。在伊丽莎白港，他住在谢尔大街诗人本尼斯·布鲁特斯夫妇的寓所里；当他在新布赖顿召集开完会议会，就回来教诗人的小儿子打拳。回到约翰内斯堡，他只在深夜回家探望家人。他处处小心谨慎，尽量不累及他人。有好几次他逢凶化吉，死里逃生。一次为了迅速逃离，他不得不在一所住宅的二层楼上系绳子跑掉。
统一党以白人中产阶级为基础，在矿业、商业和工业中势力较大，但这个党行将就木，它的领导人没有答复。
当他对温妮说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话——“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后，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大部分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代表着政治、宗教、体育和文化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
他回答说：“按照政府采取的镇压步骤来看，罢工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介绍了工人在罢工中蔑视警察、军队和雇主的勇敢行为。政府一心想杀人。人民已经绝望，绝望的人最后会采取报复行动。
维沃尔德总理发出严厉警告，斥责“煽动者”、“普通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和“某些报纸”鼓吹召开国民大会的行为是在“玩火”。谁支持召开国民大会，谁就要为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负责。
尽管曼德拉断然否认有这样一个计划，《兰德每日邮报》还是刊登了一个纯系内奸捏造的所谓煽动非欧洲人侵占城市的“秘密计划”。
曼德拉走访工业区，散发紧急传单，再次呼吁“待在家里”：
南非人民！
抗议仍在进行，
逮捕不能阻拦我们……
全民有选举权，
全体工人有合理工资，
废除通行证法，
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
我们不要怕维沃尔特，
我们决不动摇待在家里的决心……
不要被吓倒……
在我们生命终结之前去争得自由……
南非政府确信，非洲人的抗议斗争已因非国大和伐非大会的被取缔和紧急状态下的大搜捕而被镇压下去。但是在叛国罪审判案对被告的限制结束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狱中的其他领导人已在一起拟定了新的计划。根据卢图利的批准以及根据该案件被告将被宣判无罪的推测，曼德拉被推选出来在危难之际承担领导责任。
5月上旬，曼德拉致函议会主要反对党——统一党的领导人，指出支持召开国民大会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他直率地说：“必须作出抉择，或者通过谈判消除分歧，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他呼吁说：“现在还不算太晚，”“你们发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很可能成为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将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它将孤立国民党政府，并将显露出它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他考虑过人们对非国大时常提出的一个批评：这次罢工没有涉及到面包黄油。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要求召开国民大会毕竟是指“一人一票，这是关系到我们前途的关键”。然后他又回到非暴力问题上：“全国上下不断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我们面对的政府采取野蛮行径给非洲人带来无数痛苦和灾难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曼德拉赞扬了这一“伟大的响应”，称赞这是组织者和积极分子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结果。他们“不顾当局最严厉的恐吓，不怕警察特别分队的追踪，坚持在警察经常巡逻和特务与告密者时常活动的地区开会和活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