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圣公会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经接受坦博为圣职候选人，然而，当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他放弃了这一希望。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别限制在各自地区的人们，现在被集中到两间大牢房里，能面对面地交谈。按卢图利的话说，是“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是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曼德拉的，现在进一步了解了他，并对他的谦虚态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讲话从来不伤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快乐，还会有一种安全感。他好象先从人们那里汲取力量，再将无穷的力量送还给人们。
曼德拉意识到他们的“独往独来”的民族主义有其号召力，正和他和西苏鲁及其他人在40年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曼德拉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研究过南非的“具体情况”：他们打击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白人。尽管有人想要煽动起非洲人对非非洲人的反感，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择的是教育民众接受一个更为明智的斗争观念。
当审判还在进行中。曼德拉给温妮打电话，请她吃午饭。刚20岁出头的温妮十分敬畏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们，但她接受了邀请。这是一个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师工作，带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馆吃饭。他满怀柔情，开心地看着温妮第一次尝到热辣辣的咖喱时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是在吃午饭时，他也躲不过那些向他请教或打招呼的人。尽管他的一些同志觉得他孤傲，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给别人以时间和知识。
几个月后，温妮一家也卷进庞多兰地区不断加剧的冲突中，这让温妮十分伤心。南非政府强行建立班图政权——这是为建立班图斯坦所玩弄的第一个花招。庞多兰抵抗领导人悄悄来到曼德拉家征求他的意见。然而温妮的父亲却支持政府政策。当他所在的地区的冲突转化为一场小规模内战时，温妮的父亲被当作通敌分子而受到攻击。事情发生很久后温妮讲到：“看到这种怒火，看到而且感觉到人民的怒火，我父亲试图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为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父亲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这真让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伤痕。”
温妮从曼德拉的气质中确信她的选择是对的。曼德拉给人以信任、忠诚和无比的勇气。她知道他爱她，但她也意识到：当你投身于事业时，你就不能从个人角度来思考问题。曼德拉离不开人民，离不开斗争。在很久以后，温妮才满怀渴望地谈起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婚少妇生活”。
预审在9月份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告们正为能回家而兴奋异常，约翰内斯堡城镇发生暴乱的消息又使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很多人受伤。同过去一样，政府拒绝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市政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暴乱的原因中包括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少职业训练、缺少娱乐设施以及“极不舒适”的火车——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车车厢拥挤不堪。司法部长将这些调查结果斥为毫无实际价值。
1958年6月，他们在温妮的庞多兰家里结婚，曼德拉原有不准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法院判决，这次他得到了4天特许假期。利莲·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国大领导人中的一个。当哥伦布·马迪基泽拉对他的女儿宣讲父亲的“智者真言”时告诉她；她必须记住，她嫁给了斗争事业，而不是那个男人。当她把这样一个男人带到他这里做女婿时，她就把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按照集团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按照曼德拉的说法在一个“哪也够不到的旮旯里开业”，“这其实就是让我们关门，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多少年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此目的，没有一位称得上律师的人会轻易答应。”他们不顾受指控和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这项法令。在周末或夜间，只要可能，曼德拉和他的伙伴就继续开业。
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有3名。检察官是奥斯瓦德·皮罗(王室法律顾问)，他曾在30年代领导过“在字旗下”运动，在1929年他还是一位特别凶恶的司法部长。辩护工作由一队精明的律师所领导，其中有伊斯雷尔·梅塞尔斯、布拉姆·费舍尔(王室法律顾问)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对于被告人而言，来自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观察员在场旁听，为这次审判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引人瞩目的联系。这些观察员中的一位说道：自从德国国会审判之后，除了纽伦堡审判之外再没有这样举世瞩目的了。
叛国罪的审判于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座曾是犹太教堂的建筑物里开庭，当时辩护工作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对卢图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销。曼德拉和西苏鲁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们行列之中，另一项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笔勾销了。
1959年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信大大增强：不只是持不同政见的非洲主义者另立门户而使该组织的团结更加巩固，而且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