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委托人辩护时，如果他与执法官或警察直接发生对抗，他变得锋芒毕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给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佣人辩护，他扫了一眼摆在那里作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统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实在是没脸承认是她的。这个案子也就由此告终。
“足够”的工资、条件好些的住房和食品也是人们普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被收集上来后，一个委员会起草了自由宪章。大会开会前曼德拉、西苏鲁等受禁令管制的成员都审阅了自由宪章的草案。
在曼德拉受禁令管制的那些年月里，他的活动中包括为左翼刊物《解放》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的编委，该杂志是由鲁思·弗斯特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他表达了对他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节的了解。他在1953年写道：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性格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曼德拉热情奔放，对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坦博则深思熟虑，不慌不忙。两人同样疾恶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对曼德拉的禁令在1955年底到期。正好在这时特别支队闯进他的办公室，对他宣布新的禁令——这次是为期五年。他的朋友注意到：政治活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对他的婚姻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段时间内，伊弗林离开家到纳塔尔学习接生。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他尽可能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
大会在凯旋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大会结束时全体起立高唱《上帝赐福非洲》。当夜幕降临时，代表们开始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乐队演奏着自由之歌。
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显赫学术成就的非洲青年就不会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掌权者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下到地壳深处、咳得死去活来，为的不过是养肥矿业大老板。他们也不会情愿为得到配给的猪狗食而到农场去挖土豆。”③
特别支队的侦探和武装警察在发言人和与会者之中进行搜查，连标语口号也被没收了。其中包括两张食品摊上的招贴：“荤汤”和“素汤”。警察宣告：这里有“叛国行为”嫌疑。
Z·K·马修斯教授刚刚结束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纽约联盟神学院的工作。他在1953年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言提出建立“人民大会”的主张：“我想，现在是否应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举行一次由不分种族、肤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起草一个未来民主南非的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这是1909年全国大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国家未来、更加明确地阐述解放运动的目的和手段。
新总理J·G·斯揣敦正在谋求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人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集团住区再次修正案来扩张其警察国家。新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低下效率，必须年复一年地修正立法，才能纠正错误和弥补漏洞。向边远地区放逐成了惩罚抵抗者的又一个新花招。
相隔绝，与那些象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相隔绝。我发现自己不论在何处都会受到警方保安支队人员的尾随。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作罪犯——一个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伙伴，不能陪伴别人，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不是因为我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注释：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仅在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和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被迫退出非国大和所有与其有联系的组织。这次同样不经过审讯，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抗议西部地区迁移的活动，虽然作为律师他仍能为抵抗警方行动而出谋划策。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们被迫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们的不安，若被判刑会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气赶走了恐惧。“人民，”他说道，“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的全体民主力量团结极具必要性。”
1955年他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和迁移劳工制度。后者对于家庭和农村地区都产生了影响：
在城镇、农村和非洲人居住区，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向人们发问：“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将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变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吕斯腾堡跨部落农民协会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谴责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及班图权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种植和蓄牧设施、在议会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权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他写道：
西苏鲁路过以色列和伦敦之后，又访问了中国和苏联。此时他正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发动群众，以争取他们对人民大会联盟的支持。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多年来我们并肩工作，”坦博在的前言当中写道：
维沃尔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