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创立于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国民党的前两年。四名青年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镇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塞梅本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和英国法学协会学习回来。他们的目标是团结自己的民族。塞梅认为，部族倾轧是歪门邪道，是造成一切灾难、落后和愚昧的原因。他坚持，“我们必须着眼于更大的政治，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酋长们和他们的部下、各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牧师、教师、记者和律师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们从南非各地以及英属贝亚纳、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克服了农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阂。教育家约翰·杜贝被选为全国主席，塞梅当了司库，自学成才的报社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普拉吉被任命为总书记。这个组织以美国国会为原型，也含有英国议会的结构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议长和一个由酋长组成上议院。他们的宗旨是鼓吹在议会、教育、工业和行政方面废除种族歧视。一位代表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我们当时梦想着有一天出现变革，非洲人坐在议会里并且能够自由购买土地。”
当莫罗卡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到各省中心地点争取支援时，曼德拉负责协调这种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胆战心惊地”说：“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对人民的饮水下毒”并且“教人民如何去杀人”。
那场第一次庄严的集会还念了祈祷文，唱了一首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美诗《上帝赐福非洲》。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歌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独立的非洲国家采用为国歌)。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一面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这是一个人心骚动的时刻：工业发展带来了外国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外国投资靠着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给黑人的工资通常低于最低生活水平，各种非洲人工会正在变得更富有战斗性。可是，当工人们向这种制度挑战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施加压力：1942年发生的一系列罢工遭到史末资的“战时措施第145号”的反击，这个法令宣布非洲人举行的一切罢工都是非法的。尽管如此，罢工继续进行。在亚历山大，人们罢乘以反对公共汽车票价上涨，他们太穷了，付不起昂贵的车费。在高地疏林草原地带，在凛烈的寒冬里，数以千计的男女上工来回步行10英里。10天后，公共汽车公司投降了。1年后的1944年，车票再次涨价，抵制重新开始。这次人们步行7个星期直到赢得胜利。
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促进了自由和自决的思想。阿非里卡极端主义者也许亲纳粹，但南非的非洲人领袖感到自己是一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和非洲遭受殖民统治的各民族，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在克苏马和马修斯领导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一项《非洲人的要求》文件，要求“在所有国家里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和积极推动“殖民地人民享受自治”。除废除通行证法和对产业工人的种族歧视，以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要求之外，他们还要求完全的公民权，当然包括选举权。
所有这些事件和影响，以及政府并未实现改革的诺言，激起了曼德拉和其他青年民族主义者心中新的对抗情绪。奥利弗·坦博在谈到那些日子时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年轻活泼的样子”。“我们不跳舞，也难得看一场电影，尽是开会、讨论问题，每夜如此，每个周末也如此。”(可是曼德拉注意锻炼身体，他成了很好的拳击手。)他们在彼此的家里或办公室里集会，畅谈自己的政治哲学。
博学的、富有吸引力的安东·穆齐瓦克海·伦贝迪，极其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是祖鲁族农场工人的儿子。这些工人穷得披着麻袋当衣服，可是他们决心要使这个孩子上学，设法凑够上小学的费用。然后他靠着自己努力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一名律师。伦贝迪和A·P·姆达(也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了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青年联盟”。他们着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振作”起来。他们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洲人意愿的象征和化身，要有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但是在组织上它一直很软弱，“把自己看作是双手光洁的绅士们的团体”。“青年联盟”向那些非难者保证“他们父辈的斗争和牺牲”并非徒劳；它必会成为“非洲民族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必然唤醒民众的政治觉悟。“外国人领导”和“大规模输入外国思想”，都被坚决地拒斥；尽管这些思想如果有用可以借鉴。
伦贝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同克苏马博士洽谈，后者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他的谨慎是对的；他们的“振作行动”将根本改造这个组织。
1944年4月，伦贝迪被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被选为书记。曼德拉也参加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