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我不适合这样的角色，导演希望让我成为第二个李小龙，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目标和方向。”
票房成绩揭晓，结果一塌糊涂。
在看到数字的那一刹那，我差点直接买张机票飞回澳大利亚。记得当时我紧张得一直在罗维办公室里扫地捡垃圾，这是小时候在戏剧学院形成的习惯。
好在我跟公司签了约，罗维导演立刻给我安排了下一部戏——《少林木人巷》，由一个叫陈志华的年轻人导演。我们两个人在片场迅速熟悉起来，合作得默契而快乐，也在彼此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这部片的成绩依旧平平。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跟大明星王羽合作了《风雨双流星》，又连续主演了《剑花烟雨江南》《蛇鹤八步》《一招半式闯江湖》《拳精》《龙拳》，这些电影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全部都在讲述复仇的故事，结果要么遭遇票房滑铁卢，要么干脆没有得到上映机会，我“当之无愧”地被外界冠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第六次受挫记录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尝过爆红的滋味后，嘉禾希望把我推入好莱坞市场。为了让我可以摆脱依赖，认真学好语言，他们把我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没有一个同事陪伴。
到机场接我的人叫David，他一见我就手舞足蹈地耍起了醉拳。为了让我开心，他忙不迭地开始介绍我即将参与的新项目，“他们请来了《龙争虎斗》的班底，阵容很强大，剧本也很棒，我觉得你会在这里很快红起来！”他的话不仅没提起我的兴致，反而让我心里有点发毛，自从经历过70年代一连串的失败后，我真的不想再去走李小龙的老路了。
在美国替我安排工作的是嘉禾国际部负责人Andrew Morgan，他跟着邹文怀工作了12年，满嘴流利的粤语让我刮目相看，那时候我几乎是个英文白痴。Andrew对我的新片《杀手壕》也信心十足，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剧情安排，将会给我一个向美国人展示功夫的绝佳机会，而更让他有信心的是，整部电影的制作预算高达400万美金，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港片制作预算的我，也是一个大大的刺激。与此同时，Andrew还希望我可以多做一些访问，上一些电视节目，这会帮助我迅速成名。
然而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
已经习惯了港式制作的我，很不适应美国这种条条框框式的拍摄。导演Robert Clouse，是曾经拍过李小龙的《龙争虎斗》的导演，他对每个镜头都会严格按照分镜脚本进行，摄影机的活动进程和演员站位都有严格的讲究，这种工作方式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我。
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跟团队一起现场爆发各种创作火花，临场修改剧本和台词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些在美国完全行不通。加上我的英文很差，演戏的过程中顾得上说话就顾不上表情和动作，经常打磕巴以至脸部僵硬。回到我最擅长的动作戏部分，他们的工作风格也跟我格格不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编排复杂而漂亮的动作，但是严格按照剧本拍摄的导演，却经常请我不要随意发挥。我多次试着把自己对动作戏的想法表达给导演，但他每次都是面不改色地说：“不行，就照剧本里写的方式拍。”于是一些原本可以加入很多花哨动作的戏份，变成了我走来走去的过场戏。我对导演说：“没人会花钱去看成龙在电影里溜达的。”
《杀手壕》拍摄结束，公司很快帮我接了下一部戏。Andrew显得很兴奋，“这部电影里会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跟你搭戏，你演的是一个赛车手，很刺激的剧情，片名叫《炮弹飞车》。”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已经很有兴趣，心里默默希望这是一部风格不同的影片。
了解到我对《杀手壕》拍摄方式的不适应，同事们安慰我说：“《炮弹飞车》不是动作片，这下你不用担心了，把精力专注在表演上面就好了。”
可惜事实再次证明没那么简单。我在那部电影中演的是一个日本赛车手，这已经让我有点不舒服，可是想推掉已是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演。一起搭档的好莱坞明星每天见到我都会客气地打招呼，但是仅此而已。我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黑人演员，是Sammy Davis Jr，他走到我的化妆车，跟我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知道你在日本很红啊。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不是日本人。他说，嗯，对，你是香港人。Sayonara！结果那之后每次他见我都跟我说日文。我也没有再去解释。在这部电影里不再需要说大段的英文台词，但我要负责做各种鬼脸去搞笑。如此种种，让我在片场的每一天都很不开心，后来我懒得跟所有人说话，就一个人闷在旁边不出声。
后来这两部电影的结果如何呢？
先是1980年《杀手壕》的票房惨败。片子上映之后，我曾经自己买票溜去电影院，发现整个影厅都没有几个人，还都是中国人，美国观众显然对于这部片毫无兴趣。尽管我自己已经跟导演放过狠话，“没人会买票看成龙在溜达”，但看到影厅里寥寥无几的观众，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