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当年对我的关爱，我王宏不可能有今天……王宏的经历有些传奇，在“硬骨头六连”任职时，因为南疆一战建立显赫战功，成为全军战斗英雄。但年轻人从战场上回来后骄傲了，连军人的基本纪律都不放在眼里，为此吃了个处分，降职到另一个连队。将军巡视下属部队知道此事后，专门找他谈话，勉励他正确认识错误，重新奋起前进。受挫的年轻人不曾想到在自己绝望的痛苦时刻，军委总政首长会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找他谈话。感激涕零之际，是振作奋起的动力。后来王宏又从跌到的地方站起来，1998年他带领部队在九江抗洪前线荣立战功，受到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表彰。
在与王宏交流中，让我这个离开部队十余年的小老兵看到了新时期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希望。而那天我的身边还坐着一位更富才气的“军中诸葛”，他姓张名天富。天富天富，真是很有天赋。38岁便是集团军的师长。40来岁又当了集团军参谋长。将军很欣赏这位“年轻的师长”——他总这样称呼张天富。两位一老一少的将军，他们在共同的军事科学研究中成了“忘年之交”。将军一生最喜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敢打敢冲、誓死取胜的硬骨头；一种是好学爱钻、有真本事者。张天富属于善思考、有见解的儒将，将军喜欢与这位“年轻的师长”彻夜倾谈，是因为这样的具有现代先进军事知识和军事意识的年轻干部在军中并不多见。他们在一起时谈诸葛亮的《将苑》、谈《曾国藩》、谈海湾战争、谈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惟独将军没有跟“年轻的师长”谈职务问题。于是我一直认为张天富有一大冤：这么好的年轻将领为什么不在更高的军队岗位上发挥作用而早早地退职离岗（张天富在副军职岗位上尽职十年后，而今离岗在家一心研读中外军史和各类社科与自然知识）？
张天富的现况，更让我证明了将军一生心底不留一丝杂念和行为上的半点私念好恶。现在，我的这部关于将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将要收笔了——我知道不收笔准会写下百万字的长篇鸿著也断然不存在问题。但，那种欲满则反拙的事我不做。
我把收笔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叫李晔，曾经是将军的一位秘书。李晔现在也是我称他“伯伯”的老人了。
李晔伯伯太可爱了，他对中国石油的赤爱，对人生的赤诚，对痼嫉的蔑视，都让我感到震撼与敬佩。
儿子说：总政下属的一个单位。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我全然沉浸在对“小余秋里”的感受和欣赏之中。
“高兴高兴！见了两个娃儿就高兴！”矮小而体弱的李晔一见晓霞、晓红，嘴里不停地喃喃着，那张布满纹丝的脸上绽放着父爱的笑意。
李晔1949年在我军南下时参军，后到西南军区。1954年到了将军身边。李晔生性不屈刚阿，开始让他到将军身边当秘书，他不愿。原因是听说将军脾气大，不顺心时会把钢笔甩在桌子上。李晔说自己虽是个“小萝卜头”，但受不了这种气。哪知在不得不“服从组织”之命到将军身边后，一干就是15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还不知要在将军身边干到什么时候。
1994年将军一病不知事后，李晔赴北京看到将军成为躺在床头没有语言、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的情形后，他一悲之下从此离开北京，将家搬到胜利油田所在地的那个东营小城，开始了半隐居式的孤独生活。
“不能跟首长说话了，我还留在北京干啥？这样留在北京比死还难受。”李晔对将军的那份情超越了秘书与首长的关系，超越了亲人和友人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属于将军的，将军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将军这么大的官了，可他还是用着一辆公务车，而且一直是老司机贾师傅开着。现在不少地方上“七品”芝麻官出行都是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将军这么大的官则不，他平时出行从不要这种“气派”。专用“座车”既是警卫车、又是工作车，需要时车上坐四个人：将军自己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参谋一个，外加开车的贾师傅。不需要时，就将军和贾司机俩人。贾师傅虽比将军小一二十岁，但他们像是“老哥俩”，车子内的方尺小天地里无话不说——当然除机密外。将军喜欢平时一有空就喜欢出去跟老百姓聊天、上基层单位调查私访。开始贾师傅劝他说你年岁大了，别那么累，有空也休息休息。将军立马板着脸：“共产党员，哪有什么休息？”贾师傅再也不敢阻拦了。两个“老头”单独出行总是有些不安全吧？将军又嘴一撇，说：“我做事对得起老百姓，给他们办事，老百姓怎么会害我嘛？”将军的为人哲学非常朴素，但里面却折射着很深刻的道理。现今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执政为民”，不也是这个道理嘛！
“秋里，你的病怎么样了？能上班吗？”李先念问。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他为将军一生的大起大落而哭，为将军后半生最大的愿望——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在全国建十个大庆的夙愿未能实现而哭，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资源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而哭……
将军也有大起大落？将军也有宏伟的夙愿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