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都给你们”。住在医院里的康世恩也在不停地抱病找石油战线的有关人士议论如何把石油从“资金短缺”的困境中冲出来。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这个方案在当时“统支统收”、“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的体制下，是个“创举”，也开创了石油工业改革的先河。
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文革十年，特别是林彪、张春桥（曾任多年总政主任）给军队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将军上任初始面临的军队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他在党中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军队整顿的工作。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反案风”把更大的灾难祸嫁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倍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1984年5月18日：桩古21井，日产2700吨；
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于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个几坏蛋给抓起来啦！
关于到底能不能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宏愿可否实现，历史自然会作出结论。但有一点我深切地感到：余秋里和康世恩包括李晔等在内的一大批亲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等开发全过程的老一代石油人眼里，他们坚信这样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作为一种奋斗目标，我们的石油工业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国家急需能源的时代，力争多建设几个大庆油田从绝对意义上也是值得和必须的。毫无疑问，如果按照余秋里、康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