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等我们反应过来该向那领导‘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时，却发现人家领导不知跑哪儿去了。再问隔壁的人，都说不知道。当我和李队长急得团团转时，有个模样蛮像好心人的过来劝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五了，估计你们不会再见得到领导了，要不你们星期一再来。我一听就拍腿大哭起来，心想转来转去还要等几天，这不天都要塌下来了吗？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好冤枉啊，越想心里越觉委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气的是我这么委屈，人家那些干部们却在一旁窃窃私语说这个女人一定是神经病。你说说，我们当农民的在人家眼里咋就这么不值钱嘛？啊？我看看那些机关的大门上都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可咋真轮到他们该为人民服务时，咋就这么个德行呀？我想不通……”李引兰抹着泪水，两眼直盯着我，希望获得答案。
我无法避开她的目光。但我只能向这位农民摇头。因为我知道这是个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实际上极其复杂的现实痼疾。
这时李学党接过了话茬。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过去我们党的一些好作风到了今年就不被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本该为人民办事的人所看重呢？我今年快50的人了，党龄也不算短了，在村上算是老党员了。我是村民组长，全国最小最底层的官儿了吧？当然在官场上谁也不会把我们当成事，可在村里不一样，村民们啥事都会让我出面，啥儿女老人们的婚丧嫁娶，夫妻之间的吵架拌嘴，邻里间的纠纷争执，没有不找我们来出主意想办法的。这几年大伙儿看到别的地方致富了，自己还在啃馍馍，心里着急啊！你说我们这些村干部能不火烧眉毛吗？这两年村民们学着邻村种植葡萄，主意也是我和其他几个村干部出的，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拿出了压箱子底的本钱，有几户还把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凑在了买葡萄苗上，孩子只好辍学在家呆着。大伙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能有口有滋味的饭吃嘛！可好，葡萄苗种上了，却没有水。没有水的葡萄园就像放在石板上的鱼儿一样。这能不让大伙急得要拼命嘛！许氏兄弟人家在前几年用打工挣来的钱打了口商品井，说实在的人家也不易，几十万元投进去了自然希望能收回本钱有赚头嘛。可问题是村上多数人家连葡萄苗也是借来的钱，你水井浇灌费那么贵，谁吃得消？所以大伙凑钱要重新打口井。农民哪懂多少法嘛！心想别人能在地里打井，他是个人的，我们集体合起来反倒不能在同一块地上打井了？这个理任凭乡干部县领导说啥也没用，村民们的理由很简单：你许家打井想赚钱，我们几百户合起来打口井是为了全村脱贫致富，于情于理你许家兄弟是欠的。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比大伙儿明细些，许家兄弟不让大伙儿在《水法》规定的区域内再打井口，并非无理呀！但村民们人多势众，而且涉及的利益是大伙儿的，几百户人家，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干部家的责任田。后来为了在打与不让打这口井的问题上，双方闹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乡里县里的有关部门来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双方只能自己起来解决。没有其它办法，只有靠动武，看谁本领大，势力大。闹到这个份上我们这些平时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芝麻官成了香饽饽了。而且每一次向上面汇报情况时，领导们左一个右一个地叮咛说：啥事都好说，千万别出人命！你们村干部都是党员吧？要用党性来保证不能让村里闹出人命来！我知道上面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是很少用这么严厉的话来命令的，抬出党性来让我们作保证，这也算是最后一张可以约束我们的王牌了。你说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一边是村民的利益，一边是组织的要求。那些日子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我就跑到县法院请人来帮助解决纠纷。人家法院还真派了一名庭长，是个女的。咱夏县从上到下穷，法院的庭长下乡调解，连辆车都派不出来，我们就给她租了一辆私人开的摩托。早接晚送，人家是女同志嘛，家里还有老人小孩。可这位庭长在村上呆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该吵的吵，该打的打。最后这位女庭长含着眼泪对我说：‘李队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放我回城吧！’我看人家也没有办法，让她走吧。女庭长刚走，村民们和许氏兄弟又打起来了，两边都急红了眼，手里都操着铁铲木棍什么的，那些家伙一动手就会血流成河。我没有辙，左劝右劝谁也不听招呼，最后只好站在对峙的双方中间‘扑通’跪了下去，求他们看在我这个当年的老生产队长面上，别动手。我说你们要动手的话，先打烂我的脑袋，再从我身上踩过。说完这话我就趴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个死人笔直地躺在那儿——那天我是准备就这么死了。心想只有这样死了才对得起大家，也对得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其它的我想凭我这能耐也拿不出来，只有这把几十年被太阳晒硬棒的老骨头了。也许在大伙面前我李学党还从来没有这么求过人，大伙儿真的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家伙。但我这一跪并没有解决打井的问题呀！要知道解决打井的问题单靠我的一跪是不成的，所以后来我和村民推荐的李引兰一起上县里找领导出面解决问题。刚才引兰说了不少我们在县城求见领导时的那些事，说起来确实挺寒心的。我也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