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他。一定啊！”那天临别时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当带我前往上董村采访的车子已经发动并走出几十米了，我从反光镜中突然见她朝我挥着手，我赶紧让司机停下，以为出了什么事。
崔大妈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奔跑着过来，伏在车窗前气喘吁吁地双手再一次拉住我的手，说：“梁书记是个好书记，你千万要写好他，啊！”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水噙在眼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心里在向老人保证：我一定会的。
回城的路上，汽车飞驰在田野上。我的思绪一直被崔良娟老人的话和她在过去30多年的风雨中喊屈叫冤的身影牵扯着，长思不解地想着一件事：如果有干部在32年前就能像梁雨润这样认认真真把事情解决了，那这个崔良娟将是怎么的一个形象？如果今天夏县没有梁雨润书记的出现，那崔良娟这位农家妇女的命运又将是什么样呢？
汽车还在田野上飞驰，我的问题没有答案。
这使得我更想从梁雨润身上寻找更多的东西。
很巧，那天从崔良娟家回城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得到梁雨润帮助的农民。他叫李卫国，是个残疾人。因为残疾和家贫，天资很高的李卫国没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他开始自学医书，并获得了一个行医执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镇上行医。李卫国十分注重自己的行医道德，从来一丝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问题。那是1998年年末的一天，他在给一位农民看病时，开了一副从县医药公司水头批发站买回的药。患者服用后，突然感到不适，副作用极其严重。仔细一看，原来那药已经变质，药丸的外壳出现了裂缝，他便找到李卫国。受害者家属当时说的话很难听，李卫国感到无地自容。其实李卫国也是一肚子冤屈，因为他并不知从县医药公司进的货会出现质量问题。第二天他便拄着拐棍，先到县药检所化验，结果证明确实那药有质量问题，于是他便找到县医药公司索赔——既为经济损失更为名誉伤害。哪知人家并不把他当回事，爱理不理的。李卫国急了，坐在经理办公室不走。药材公司经理恼怒起来，从街头找来两个人，威胁李卫国说，你要再赖在这儿，老子再把你的两只胳膊也废了！双腿残疾的李卫国打小自尊心特强，哪受得了如此屈辱！
从此这位青年农民，拖着一双残疾的腿踏上了寻求伸张正义的上访之路。他到过县上，也到过运城市委，见的领导和干部不下三五十个，但都令李卫国无比伤心和失望。那些领导的门是很难进的，因为他们通常十分注意“形象”，所以一见有人拖着残腿一拐一跛地在自己的门口晃来晃去，就会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的听你三分钟话；腻的干脆搪塞说“有事”便让秘书一类的人“接待接待”。这一接待事情就常常变了味。好点的会说：“你把相关的材料留下，人先回去等消息。”恶劣的就不用多说，什么“制造不安定因素”，“闲着没事跑出来想榨油水”云云。开始李卫国还很当回事，对那些所谓的“好点的”，他几次感动得直流泪，甚至在人家已经赶他出了门后，他还傻里傻气地跑到街上买条烟什么的回头再给人家送去。而对那些不把他当回事的“恶劣行为”，李卫国也气得直落泪。可时间一长，见惯了，听惯了，也见怪不怪。然而不管是“好点的”还是恶劣的，最终结果都是一个样：对他要求解决的事，总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
有一次印象最为深刻。那是他到县委办公大楼里发生的事。李卫国打听到某某领导正在二楼的办公室，便想求得一见。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像他这样的残疾人，想直接进领导办公室，结果总是被轰出去。所以这回他等候在一楼楼梯口边的那间厕所内——这里既不会被人轰出去，又便于一眼看到从楼上下来人的模样。从早上8点进厕所，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李卫国仍没有见到那位领导。熏人的臭味和饥饿的肚子，让他不得不再次闯一闯领导的办公室。当他拖着残腿一步步艰难地爬着楼梯时——因为水泥地滑，他的一双拐棍不能用，所以只能靠双手和膝盖骨的力量一步一挪往上爬行。你想县委办公大楼是个什么地方？人来人往，忽见楼梯上出现这么个残疾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行，谁见了都会惊讶的。
“怎么搞的，堂堂县委办公大楼怎么成乞丐爬来爬去的地方啦？保卫科的人干什么吃的？”突然，李卫国的耳边响起一个异常愤怒的声音，当他抬起头时，这位残疾青年农民的脸凝固了：这不就是某某领导吗？是他，一副夏县百姓许多人都认得的面孔！！
“……”这就是李卫国盼望了多少个日子渴求见一面的领导吗？然而就在这凝固的时间里，心中装着千言万语的李卫国却说不出半句话来他呆呆地仰着头，眼巴巴地看着那领导从自己身边走过。
“呜——”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李卫国伏在楼梯的水泥台阶上，哭得双肩像拉动的风箱。
“我要是早知道人家领导是这样儿，我根本不会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像狗似地用四肢伏在地上爬着楼梯去见他。真的，打那次看到人家领导这么对待自己的老百姓，我的心彻底地死了，从此再也不想为自己的冤屈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