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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地图上，人们还真不太容易找到夏县这个地名。因为它小，因为它偏，更因为它穷。穷得到了全国最贫困县之列。但这儿的百姓感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穷字。说穷穷不过旧社会，穷不过当年黄河水泛滥的那年份吧？
然而夏县的百姓已有些年头感到自己的心情怎么说也是不舒坦的。什么原因？是政府的问题？好像又不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怎么会让自己的百姓心情不舒坦呢？可，可这日子就是这么不舒坦。
咋回事嘛？！百姓开始一天天寻找着答案。答案难找啊。
天，还是共产党的天；地，还是共产党的地。天下还都是咱人民的天下。但人民的天下为什么人民自己的心里就像棉絮堵着一样？那些生活依然过得苦涩的百姓自然还在天天巴望着能有个好年成，这样一年的肚子就不会饿了，孩子上学的学费就有着落了。对他们来说，这便是最好的企求了。穷人的心头整日整年压着一块石头算是正常的事，那么靠邓小平政策致富了的人该有个舒心日子吧。然而夏县的那些靠政策靠勤劳致富的百姓的心头也像压着一块块石头似的。他们的心里甚至比那些过苦日子的人还愁，这又是为什么？是啊，为什么？为什么咱今天端着吃肉的饭碗，却也还要嘴里不停地骂娘呢？
1998年6月12日，梁雨润奉命出任夏县纪委书记。他来到夏县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他在寻找答案。
来夏县当纪委书记之前，梁雨润在地区行署机关当纪委书记，虽然工作上和县里接触不是很多，但关于夏县的情况他早有所耳闻。这个穷县，却有“四多”远近闻名：告状的多，上访的多，恶性案件多，集体闹事的多。每年总有几回在太原省政府大门前闹事静坐的是夏县的人。至于梁雨润所在单位的运城市委、市政府门前的集体闹事事件中，少不了夏县人。
梁雨润接到地委的任命通知后，他心里沉甸甸的：夏县的问题到底出在何处？我这个纪委书记咋个当法？
接到调任通知的第二天，梁雨润便到夏县报到。按惯例，头几天县里几套班子，都要认识和熟悉一下，好今后彼此有个照应。相关部门一圈走下来就是四天，办公室主任把相关的“到任走访日程安排”给梁雨润拿过来。长长的细目，一直排了半个多月时间。
“我说主任同志，我是来工作的，可不是来串门子的呀！这走完县四大班子，再走县直机关，再到各乡镇，还不得一个月？”梁雨润急了，新任夏县纪委书记后第一次说话提高了嗓门儿。
“可每回新书记来的前几个月都是这么着的。”主任小声地说。
“那就从我开始断了这种习惯。”梁雨润挥挥手，说，“今天下班之前，请通知信访室把近期的群众告状信拿给我，明天我就正式开始工作。”
到任的第五天早晨，梁雨润恢复了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走着在街头顺路吃点早点，然后再回办公室上班。现在跟地委工作不一样了，他的办公室和“家”都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所以，等同事们八点钟上班刚刚踏进办公室时，梁雨润便心急火燎地找到纪委信访室主任老胡：“我说老胡啊，有个你们姓胡的本家那封上访信你看过没有？”
“本家？就是那个胡正来吧？”
“对，就是他。为什么人家上访了300多次还不给解决？”梁雨润握着那封皱巴巴群众来信的手在微微发抖。“让这个胡老汉告到什么时候才有尽头呀？啊？我说老胡你这个信访室主任是怎么当的？”
老胡摇摇头，皱着眉头说：“你不知道，梁书记，这事……难哪。你新来乍到，这类理不清头绪的烂事，最好你也先放一放。”
“放？放到什么时候？人家一个平民百姓，在两年多时间里，上访了300多次，几乎两天就要往县城里跑一趟，你想过没有，两天上访一次！这人是埝掌镇的吧？这个埝掌镇我去过，是在山上的那个乡吧？那儿距咱县城少说也有五六十里路。人家上访了300多次。来回得走多少路啊？”
信访室主任老胡长叹一声，不吱声了。
“上午我在纪委还有一个常委会，吃完中午饭我们就上山。你备车去。”梁雨润说。
6月下旬，正值盛夏时节，吉普车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飞驰，扬起漫天尘土。胡正来所在的埝掌镇高居横亘百里的中条山上。这里的路难行是梁雨润不曾预先想到过的，难怪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游击战都选择这中条山作自己的屏障，1943年那日本鬼子多疯狂，可是到了中条山跟前就再也神气不了，几仗下来，就再不敢上山一步。解放了，中条山归到人民的手中，但由于这儿的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在山上的百姓生活一直很贫穷。即使是今天，他们仍然不富裕。多数人仍住在土窑洞之中，几个月前我来到这里采访时所看到的一切，印象特别的深。在这里，似乎只有个别富裕人家的电视机，才使这片古老的土地能与现代化的今天有了一丝连接。但当我从许多农民土窑洞里看到他们的泥墙上仍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和那幅“听毛主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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