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1989年的一天，姚成孝骑自行车回家，在村口的路上，碰上了迎面过来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因为路不宽，村支书的儿子说姚成孝的自行车撞了他们，于是三人就发生口角。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由于这个村打文革起就派性严重，村里的家族势力十分猖獗，不同道不同族的村民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遇事互不相让。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这回撞的是村支部书记的两位大公子，对方当然就不干了，又仗着平日老子在村上当“一把手”的威势，便冲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动起手来。姚成孝觉得自己连车子都没挂一下对方的衣衫，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呀？这一方非要赢回威风，另一方又不甘吃亏，你打我回，几招过后，村书记的两个儿子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趁姚成孝不备之时，拿起刀子连捅姚成孝两刀，姚成孝当时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后被村上路过的人看到，急送医院，可由于流血过多，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儿子，全家的顶梁柱在倾刻间悲惨离去，身为母亲的畅春英和姚成孝的父亲姚志忠悲痛欲绝。更令他们难解心头之愤的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只被法院判了故意伤害致死人命罪，主犯只判12年，从犯3年。
杀人偿命的道理，畅春英和丈夫这对农民夫妇还懂，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惨，死得冤，法院判杀人犯判得太轻，所以不服。为了使惨遭杀害的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畅春英和丈夫将死去的儿子一直没有下葬，棺材放在儿子活着的时候住的那间房子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还他们一个心服口服的判决。为这事，老两口便开始上县城，跑运城，奔太原上访申冤。光北京就去过4次，连天安门派出所的民警都熟悉畅春英夫妇了。
这不，第一次上北京的畅春英和老伴不知怎么个向政府申诉自己的冤情，便走到新华门那儿，见解放军战士在那儿站着岗不让进中南海，就掏出孝服穿上，然后披麻戴纱地在新华门口长跪不起。老两口还没有来得及哭喊几声，便被便衣警察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同志了解实情后，并没有难为这对山西农民，但告诉他们北京是国家的首都，特别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办公地方，要想解决问题还得一级一级的来处理。后来山西方面来人将他们接回了原籍。
人死了不埋会很快腐烂发臭的，再说虽然没有“鬼”一说，可毕竟死人不入土，邻居和周围的人受不了呀！特别是一到夏天，那从棺材里发出的臭气，直熏得方圆十几里路都能闻得见。姚家从此成了谁也不待见的“死人户”，白天村上的小孩子们绕过姚家上学，晚上连成人们都不敢出门串亲访友，怕姚家的棺材里钻出一个“鬼”来喊冤。失儿离众的畅春英和老伴越发感到悲哀，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只有在儿子的棺材面前向鬼魂哭诉人间冤情。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伴着阵阵夜风，飘荡在四周的村野上空，更令乡里乡外的村民们毛骨悚然，长嘘短叹。
畅春英的老伴姚志忠是个农村教师，他知情知理，可同样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老两口你携我扶着又一次次地往县上、市里、省城甚至北京城里跑，成了天安门派出所的常客。他们手中拿到的领导“批示”有厚厚的一叠，但“批示”后面的下文就没有了。畅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无说理之处，他们年复一年地跑啊跑，而长眠在棺材内的儿子的尸体，也由腐烂变干巴了，直到最后像被神灵抽走了云丝似的只剩下一具骨架……只有半夜里他的亲生父母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依旧飘荡着。
常年的上访和悲伤，使畅春英夫妇身无分文，疾病满身。1996年，畅春英丈夫又在上访的回程路上猝死。老伴在临死时拉着同是病魔缠身的畅春英叮咛道：“家里借不到钱，就不用为我备棺材，也可以扔在野地里不埋我，但儿子的事你一定要上访下去，直到有好干部来管我们。”
那年畅春英五十刚出头，可她的模样已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她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了，总算给老伴备了口薄皮棺材，只是既没有办丧事也没有给他入土。她把装着老伴的棺材放在自己的房间，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天天依偎着棺中的老伴，权当他还活着……
畅春英家共有三间陋房，隔成两半，中间一道墙壁。老伴死后，她家隔开的两半房子内各放一具棺材，儿子和丈夫默默地躺在棺内伴她日起日落。打那以后，村上的人再也听不到深夜那一男一女此起彼伏的凄凉悲切的恸哭声了。丧子失夫的畅春英早已哭干了眼泪，只有每天夜深人静时，她才像全身瘫了似的伏在儿子和丈夫的棺材上用苍老的双手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棺木，借以倾诉心中的无尽悲愤与思念，那拍打棺木的声响，在静寂的黑夜里，显得很响，传得很远，会惊醒三里五村，会引得鬼泣犬哭……
村上的成人和孩童谁也不敢再接近畅春英，虽然他们非常同情她，但毕竟那两具停放在屋子里的棺材，让所有的人无不感到恐惧和晦气。村上的干部，乡里的领导，一届又一届，届届都知道胡家堡有这么一户家里停放着两具装着死人棺材的“上访专业户”，但谁都没胆子进过畅春英家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