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当张大使把做中餐的事交给开饭店的中国小老板时，竟然把他吓坏了：“每顿都要1000份套餐啊？我哪做得出来呀！”
做不出来也要做，这是爱国饭！使馆的人走了后，中餐馆的几个中国伙计一商量，说什么也要把这事完成好。“算是我们一次爱国行动吧！”小老板让伙计们说服了，那就干吧！好家伙，从这会儿开始，五六个中国伙计便投入了长达一百多小时的“厨房大战”……当张大使等将一盒盒香喷喷的中餐送到船上时，同胞们甭提有多高兴了。
“有一批同胞是住在当地酒店的，如何让他们在等待上飞机的几天里既能休息好，又能自由活动，也是一件比较复杂麻烦的事。比如，他们要出去散散心，玩一玩，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马耳他属于欧盟国家，非法移民是他们很忌讳的事，我们的几千人一下来到一个小国，身上又没有啥证件，万一有人跑了咋办？每天看着他们是不可能的事，几千人住得又分散。于是使馆只好天天派人去各个酒店值班，所谓值班就是上午去一趟把人清点一下，给大伙介绍哪些地方好玩，哪些地方可去，然后到晚上再去一一查看人是否回了酒店。别看这事不大，但可把金松宝他们累惨了！责任大呀，跑一个、丢一个都是大事，这里面有我们中国政府跟马耳他政府之间的庄严承诺。我们在请求马耳他政府时，就曾向他们承诺，保证不出现一件非法移民事件。”张克远大使对他属下的工作深为满意，“后来我们没出现一个问题。这也得感谢同胞们，他们都非常自觉。”
及时、有序地让同胞们登上回家的飞机，仍然是撤侨任务的根本和关键。这里有一个细节须交代：撤至马耳他的五六千同胞都来自班加西和米苏拉塔地区，那里是当时利比亚最乱的两个地方。登船时，同胞们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安检手续，仅凭一张临时证件甚至仅凭单位集体的一个名单就上了船。他们多数是普通工人，勤劳而又会过日子的工人们，在逃命的那一刻，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没有忘记顺手带上自己吃饭干活的家伙。现在他们要上飞机了，要回家见亲人了，他们依然不愿放弃与他们生死同在的木刷、钳子和手电等等随身物品……
孙应来是外交部机关党委干部，撤离行动中被派往前线，成为14位临时补充队员之一。小孙的工作岗位在马耳他，协助使馆负责同胞登机等事宜。
“24日我接到部里命令，26日抵达马耳他，之后是八天八夜的高强度工作……每天先到当地机场去联络和落实从国内来的航班起降时间，然后马上回到港口或酒店组织安排撤离人员赴机场登机。马耳他国家小，机场也小，当我们的飞机出现在机场时，当地人和游客都会惊叹一声：‘哇，大飞机来啦！’大飞机虽然给马耳他人一种惊喜，但也给机场添了不少麻烦。每次我们的飞机需要加油时都得用两辆加油车，这不仅是时间问题，还有机场地勤工作的协调问题，而且我们每天有八至九趟大飞机起降，试想有多少事要跟机场协调！好在马耳他有关部门好客热情，给我们提供尽可能的方便。但最难的还是我们自己如何组织好队伍上机场，登飞机，还得让同胞们丝毫不感觉委屈，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回家。我们是这样做的：在前方的机场，我们先把每一次准备上飞机的人的名单、证件都办好，再通知住在酒店或船上的同胞做好准备，希望他们自觉地配合机场安检相关事项，尽可能地放弃那些不宜上机的随身物品；登上巴士之前，每人发一面小国旗，以便行动时不失散；出发时，每辆车上都有使馆派遣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大家引路，每个车队则由当地的警车开道；到机场后，由我们举着国旗在前面引路，后面皆是举着小旗的同胞，整整齐齐地排队进机场，过安检。有个外国人奇怪地问我：‘你为什么总举着国旗？国旗代表一个国家政府形象，你的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总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我回答他说：‘是的，我举我们的国旗，就是代表中国政府。是我们中国政府在这里接送从利比亚撤离的同胞，他们虽然不是总统或政府高官，但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人，所以他们享受着国宾的待遇。’外国朋友听到这儿，敬佩地伸出拇指，说：‘你们中国了不起！’”孙应来说。
一队队中国同胞就是在五星红旗引导下，登上自己祖国的大飞机的。他们不时挥动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这种情绪强烈地感染着马耳他机场内外，无数外国公民和记者在一旁纷纷向中国人投来敬佩的目光和赞誉：“China is really powerful！”
一位美国NBC的记者Martin Fletcher那几天也在马耳他机场，他后来写了一篇《中国撤侨现场观后感》，当日网上点击率达十多万次。他这样写道：
我在马耳他的一个撤侨集散中心一边等我的飞机，一边在思考对比着。几百名中国工人戴着红帽子排成长队，安静而有序；领队举着红黄色中国国旗，看上去就像是假期中的旅行团。他们都非常听从指挥，排成长长的队，当被叫到的时候就慢慢往前挪动；命令一下，就像一列不可阻拦的蚂蚁大军大步穿过集散中心。真是跟美国人不一样呀，没有人戴着耳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