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到可以想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苦到可以跟董存瑞、邱少云、焦裕禄、孔繁森相比，苦到你想都想不出来！苦到用背篓可以盛得起满满的眼泪……
三峡一路采访，我听到无数移民干部甚至是身为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们，向我讲述自己做移民工作时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完全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和平时期，工作的对象是自己的人民。正如有位移民干部说的那样：“要不是看在移民的面上，要不是看在党和政府的面上，我干吗要白白受那么多委屈和埋怨啊！每当被移民们误解时，我心想，如果换了在战场，我宁可往前一冲，死了算了。可对待移民不行啊，他们误解我们时，我们得赔笑脸；他们发怒时，我们得赔笑脸；他们不理解我们时，我们还得赔笑脸。这笑脸实在太难太难。我们也是人哪，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哪！同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我们在做移民工作时，只能把自己的情绪深深地压在心底，将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与温暖，用我们的微笑和耐心去传递给广大移民，一点都不能走样和马虎。牢骚和委屈我们也有，但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移民们背井离乡那份奉献和难舍故土的情感实在也不容易，我们就啥也没有说的了。”
王祖乾更没有什么说的了，因为他是镇长。一头担着的是国家，一头担着的是移民百姓。正是处在镇长的特殊地位，正是像大昌这样原来生活环境特别好，外迁移民任务又格外重的地方，镇长王祖乾才有了比别人更无法想像的经历。
在大昌，在巫山县，在重庆市，移民干部们都知道王祖乾镇长有过一次生死“大劫”。
事情发生在2001年8月下旬那一次护送一批移民到安徽宿松的过程中——
本来并没有王祖乾镇长的事，因为他护送移民刚从广东回来。那天县移民指挥部来电话，说时任护送移民外迁到安徽的总指挥长马副县长不熟悉对接工作，点名请王祖乾镇长协助马副县长到安徽走一趟。这样的事，在移民过程中常有，能者多劳，劳者不言，是广大移民干部们共同的崇高献身精神。王祖乾自然不用说了，人家县长也是在帮助镇上加强领导的，遇到难事时，镇长理当一马当先。
一路还算平静。但当王镇长他们到达移民安置点时，情况就出现了异常。29日下午，早先到达的原河口村移民找到护送移民干部的住处。有人伸手向王镇长要了一支烟后，声调怪异地说了声：“你王镇长总算来了呀！”
王祖乾当时并没有在意，从事移民工作这些年中，比这严重的吵吵嚷嚷几乎天天都有，所以他并没有在意。
“镇长，好像这儿有些不太对劲！”一起来的派出所民警晚上悄悄向王镇长报告道。
“有啥子异常？”王祖乾问。
“我刚才出门见我们住的地方都有好几个移民守在门口，好像他们是要监视我们来着！”
“那我们不是睡得更香嘛！”王祖乾不由得笑起来。
“镇长我说的是正经事，看来他们要找你麻烦！”民警着急了。
王祖乾依然淡淡一笑：“他们真的有事要找我，我躲也没有用。谁让我是镇长嘛！虽然理论上讲，把他们送到这儿就不再是我管的人了，可移民初来乍到，会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可能怨气还不少，大伙人生地不熟的，有怨气也想冲我们发嘛！你躲得了吗？睡吧，迎接明天的考验吧！”
民警同志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可见王镇长泰然自若，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其实王祖乾内心并不平静，他已经预感一场生死考验即将来临，但是他明白任何人都可以躲避这场“暴风骤雨”，他这个镇长则万不能躲。
等待吧。
暴风骤雨终于来临，而且来得比想像中更加猛烈。
30日一早，王祖乾和护送干部们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房门就“咚咚咚”地被砸得震耳欲聋。
“起来起来，老子要跟你们说话！”有人在门外出言不逊。随即是更加猛烈的砸门声。
王祖乾打开门的那一瞬，门外的人潮水般地迎面扑来。三四十个群众将他团团围住，几十双手轮番戳向他的鼻尖和脸颊……从那一刻起，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下午，他被人架到会议室，与移民们对话。
群众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三点：
我们听说移民补偿费是每人四万多元，而不是我们拿到的每人三万多元！
国家给当地每位移民一万元生产安置费，听说他们才花了八千多元，你们应该帮我们把剩余的钱拿回来！
房子盖得太好了，我们用不着这么好。你们当干部的肯定从中捞好处了，把建好房的钱退给我们，我们自己重新盖！
王祖乾一听，知道今天移民们冲他而来不是想解决问题，是要找茬的。第一个问题，显然有人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不实之词。第二、第三个问题是接收地的事，再说人家也是一片好意将移民们的房子盖得宽敞些，用料好些，这有什么不好嘛！
“不好就是不好！你姓王的不是镇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