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落地有声！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
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三峡工程中一个简单的“细节”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
其实这些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有过分的“关心”。某国家想承揽一项工程，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丧失家园”、“沦为难民”。我在库区采访时，云阳县的人告诉我，那一年某国有几个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有人会说汉语），叫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些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演戏，哭了才像。
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就是因为并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记者的阴谋最终也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日本有个右翼组织为了污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说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听就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海口在什么地方？你们日本国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日本人中还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距日本国还遥远得很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反华势力，对所谓“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所下的本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人权问题的一次次“提案”，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也没有停息过。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的源头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沿江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润着全国1／5的国土，每年入海流量近万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资开发的水能2亿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万亿千瓦时。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不驯性格，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之灾。
关于历史上的长江洪水带给沿江人民的灾难，史书上的记载足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远古的长江洪水史没有记载，只有到了汉朝才有了关于这条大江的灾情记录。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汉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历史里，长江共发生有记载的大水灾214次。通过这个记录，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即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滥一次。且越到近代，灾害的发生越为频繁。秦代以前，缺少历史记载。前、后汉400多年间，有6次大水记录。魏、晋、南北朝的200年间，有16次记录。到宋代后因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逐渐向长江以南转移，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