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中堡岛村采访，上了年纪的庄稼人都说自己曾经为苏联打井队挑过水。对于那段历史王作秀最清楚，因为那井离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苏联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岛上，大的要两人合抱才能够得过来。几十年后当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大决议广播后，—些中堡岛农民兄弟还借苏联人留下的这些岩心发了不少财。那时有人打着“三峡最后游”之名，引来中外诸多游客上三峡，中堡岛是未来大坝的坝址，又是江心之岛，所以游客们不辞辛劳，下船上岛，在竖着大大小小“三峡坝址留念”、“三峡中堡岛一游”之类的各种纸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还赚过好几百块钱哩！”王作秀得意地对我讲，她因为沾了家在中堡岛的优势，远道而来的游客听说她是中堡岛最老的寿星，又是当年见过周总理的人，都纷纷争着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钱，是他们主动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是孝敬我的哪，瞧现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颇为感慨和得意。
那天，王作秀见周总理一行从她家走后到了苏联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凑过去看热闹。
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岩心前，周总理饶有兴趣地左看右看，然后拿了一块拳头那么大的岩心，问身边的地质工程师姜达权：“往下打是不是都是这样完整的岩心？”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岛的地质结构比较好，也没有岩溶洞。岩层相当完整。”姜达权回答道。
“这么说，你们提出在这儿建三峡大坝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学依据啰！”周总理高兴地反复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爱不释手，“我能带走一块吗？”
姜达权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按照规定谁也不能随便带走这种地质标本的，“这……总理有什么用吗？”
周总理笑了：“我是给毛主席带的呀！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着心，他能看到这里的地下有这么好的岩层会有多高兴呀！”
姜达权和同行的人都欢腾起来。
“行行，总理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姜达权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在岩心箱的记录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间的一段岩心被取走。并注上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好奇地问：“取走岩心还要签字办手续呀？”
“是的，这是纪律……”姜达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我也签上名字。”周总理从姜达权手中要过笔，也在那块记录牌上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王作秀自然还不知道后面的事：在周总理来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峡江”号大轮船，从重庆而下，在路过她的中堡岛时特意在江中缓行了许久。这时“峡江”号轮船上有一叶窗子，轻轻地被掀开，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中堡岛，嘴里喃喃地念着“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周总理从中堡岛带走的那块岩心。
这位巨人就是毛泽东。
从那时开始，王作秀这位中堡岛主人没有间断地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工程地质人员，自然最熟悉的还是像姜达权这样的地质工程技术人员。
“姜先生呀，1947年那会儿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没上我们中堡岛呀？”一日，王作秀问小个子姜达权工程师。
姜顿时语塞，他看看这位善良的峡江农妇，不禁潸然泪下：“知道吗，我吃了好几年官司呢！”
王作秀惊愕：“啥子事要让你蹲牢嘛？”
姜达权有些为难地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不想提这件令人伤心的事。这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与同事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旧地质调查所，便以一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工程地质勘察。当时由于他听从长官意志的摆布，结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后的官厅水库出现了漏水现象。有人借题发挥，当面责问姜达权等工程技术人员：“这绝对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这么大的帽子戴上，姜达权因此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水利部党组和何长工等领导实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现的问题是某领导的长官意志所致，姜达权才得以从监狱里出来。
王作秀虽然并没有从姜达权自己的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这份罪，但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认定像姜达权这样长年离家到中堡岛来为修三峡大坝不辞辛劳工作几十个年头的“读书人”，肯定是好人一个。因此她心甘情愿地为姜达权这样的“建坝人”做了十几年的“三峡饭”。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做“三峡饭”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像姜先生这样埋头执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时常忽儿上岛来，转眼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在“文革”时期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