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4年，当她还并不太懂事时，她身体里多了块“肉”。可那时的江心之岛并不能滋养过多的生命，王作秀生下的第一个小生命夭折了。王作秀哭得死去活来。吴家按照岛上的遗风给没有气息的小生命包上一块白布，随即弃入江中……
岛上的王作秀和吴家人并不知道此时江岸正好有两个穿长衫的读书人路过，其中一位高个子指着飘荡在江水中的白布包，惊诧地叫了一声：“先生你看，那是不是江鱼跃起来了？”
被称作先生的人踮了踮脚，向江中一望，又放下脚跟，坐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长吁短叹：“那不是鱼，是死人……”
“是……死人啊？”学生紧张地别过头。然后喃喃地：“这长江真可怕……”
“是啊，长江不治，中国就没有希望。”先生说。
到底是谁最先对中国三峡工程作出过贡献，过去人们以为仅有一个美国人，他叫萨凡奇。其实在这位美国人之前，中国的地质学家就已经做过许多贡献。这里说到的两位穿长衫的人就是李四光及他的学生赵亚曾。这一年身在江心之岛的王作秀没有能与李四光师生见面。倒是李四光与学生走完三峡后写出的《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中，首次将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岛”绘制在自己的论文插图中，并从此闻名于世。
这之后的10年里，王作秀渐渐适应江心小岛的生活，身边也添了健康活泼的儿子和女儿。但这10年里她却不曾见过有人在江岸头或是江心岛上来触摸那湍急的江水与沉睡的秃岩。打鱼为生和操持家务是王作秀全部的生活内容。
1932年冬至次年春，江心岛来了一批外乡人，这使得王作秀成为中堡岛第一个与外界有联系的村妇。
江心小岛的人说，他们是国民政府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王作秀至今记得那领队的人姓恽，还有—个长着大鼻子的洋人。洋人尽会叽里咕噜地说些听不懂的话。有一次晚饭后，那洋人看着夕阳下坐在江边解衣给孩儿喂奶的王作秀，突然哇哇哇地在她身边又蹦又跳，然后举起一个什么玩意就“咔嚓咔嚓”起来。王作秀不知何物，吓得赶紧一边护住孩子，一边随手拾起泥块朝那洋人扔去。有一块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个会“咔嚓”的怪物上。那洋人一惊，怪物掉进了江中，一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你耍啥子西洋镜嘛！”王作秀嘴上正嘀咕着，那个姓恽的中国人过来悄悄告诉她：“快回家吧，你闯祸了。那洋人的照相机值20块大洋哩！”
天，20块大洋！王作秀吓得几天不敢出门，生怕那洋人找上门将她家的那个草棚棚扒了。后来洋人没来，倒是那姓恽的先生来过，说阿嫂，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我和其他的人还会来中堡岛的，到时还想喝口你的茶，你可别怠慢啊！
王作秀那时知道他们是来看长江水的，想在她家这个地方建啥水利工程，就是用长江的水发电呗。王作秀可能是三峡一带居民中最早知道三峡水利工程的普通百姓了，当然她不知道他们搞出了第一份将三峡工程由梦想变成现实的蓝图。
“哐！”这份虽然粗糙但却货真价实的“国产”三峡工程设计方案，后来被锁在了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铁柜里，躺了长长的10年。这首先要怪日本侵略者，其次要怪一心搞内战的蒋介石。
王作秀白白等了10年，同时又让她消停了10年，因为她害怕那被她砸掉照相机的洋人找上门来。
王作秀在江心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渐渐忘了外乡人到岛上来的事。不过就在她已经忘却外乡人和洋人是什么模样时，194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边菜地拾掇，一大队人马从大江岸头乘船分3次登上她的中堡岛。他们有的拿着长棒（测量尺）和篱笆杆（三角架），还有几个持着枪哩！
坏了，他们是来抓我的呀！王作秀一看大惊，因为她又看到了那个洋人！她惊恐万状地奔回家。
“哈哈哈，大嫂呀，你不用怕。他不是上次来的那位史笃培先生，这位先生叫萨凡奇，大名鼎鼎的萨凡奇博士是位最最善良的美国人，是美国垦务局的总工程师。被你砸掉照相机的史笃培先生已经回美国教书去子，不会再来了。”
王作秀回头一看，好不惊喜，她见到了熟人，原来是姓恽的先生呀！
“那……那个洋人为啥还要我‘死要赔’呀？”王作秀不解地问。
“哈哈，哈哈哈……”在场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是死要赔，是史笃培。不不不，跟你大嫂说不清，说不清……”姓恽的他们又朝那个“萨凡奇”叽里咕噜了一通。
穿着考究的萨凡奇面带笑容地走过来，向王作秀伸出双手，说：“我们美国人是很友好的。来，我们一起跳个舞吧。”说着就要挽过王作秀的纤腰。
王作秀不知这笑眯眯的洋人要干啥，连跌带逃地躲进了自己的小茅棚内。她身后是一阵更高的笑声。
他们好像不是坏人。王作秀伸长脖子透过门缝往外面望了望，不由得羞愧地笑起来。在之后的那段日子里，长久孤独地生活在江心小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