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开口就哇的号啕大哭起来，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关龙说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楼桂贤和楼华明一起到温州进货。由于春节刚过，在温州一时找不到货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以往落脚的永嘉一带寻找货源。我们搭乘的是一辆机动三轮车。那三轮车刚开出不到十分钟，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顶头相撞，我当时只听耳边一声巨响，随后是身子翻了个个儿，便不知人事……当我清醒过来，从倒地的车厢爬出时，第一眼便看到的是我的堂弟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边，他的嘴上和鼻子边直冒鲜血。坏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应就是这个。还有楼华明呢？我转头一看：楼华明正痛苦地呻吟着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脚不多不少，被扭了个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队学过医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来了个扭正动作。老天有眼，还真的成功了1当我再回头时，发现堂弟的身子轻轻地扭动了一下，啊，他还活着！还活着！我悲喜交加地一边告诉楼华明，一边开始上路招呼过路的车子，请他们帮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从我身边至少驶过了十多辆车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搭救我们，我眼看着倒在血泪中的堂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痛苦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堂弟年仅25岁，原定正月十五去完婚，可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难平静，因为春节，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遗体运回义乌，却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愿意拉尸体的人，我为此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而这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埋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的妻子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7—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噩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査，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尽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离义乌的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那是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卨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
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儿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侍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往后要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呢。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精神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1拨浪鼓，做小买卖的……
在我去拨浪鼓故乡的那一天，廿三里镇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表彰会，几十名自动出资捐助政府修路的农民披红戴绿、手持镜框，从崭新的镇政府大楼里走出。当我得知此情况时很想上前采访一下这些无私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的农民兄弟。但我始终未上前打扰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镇党委女书记告诉我，她这儿的大多数公路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开始我心头有些疙瘩，想是不是这里坑害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女书记大笑起来，说这可是你们太不了解咱义乌人了。她说我们义乌在处理农民利益问题上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不在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