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在外。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几千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的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五十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4、5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服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却在城里又找不到一处可以煳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找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犟，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死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土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轻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
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铺。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一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包，站在供销社门门把一大把照片样张往一张白纸上一粘，就开始吆喝起来。我当时做的生意对一直做鸡毛换糖的本地人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开始没有人买我的货。我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他们说，你们只管放心拿去转卖，卖得好我们双方赚钱，卖不掉可以回还，反正我天天在这儿，放心好了！这一吆喝还真灵，三三两两地就有人从我手中把照片买走了，因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带到南昌、合肥等赚了钱，他们把一两毛钱的照片卖到一块钱一张，所以后来好多人从我手里进货，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场上惟——个经销照片的业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夸张地说，后来我们义乌出现闻名全国的印刷品市场，最早就是由我卖小照片成功后引发的。
关于义乌的印刷品市场几年前就有所闻，不想它的发源竟是一位普通农家女的几张照片引来的，这真让人感到市场经济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经发展有几万种热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每一个义乌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样一支支动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内的繁花般的世界里，一眼就被市场里头那望不尽边际的花类摊商所吸引。记得在京城有一次误闯小商品市场，我的女儿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动脚步，无奈中我也忍住性子细细观赏起这些据说来自义乌的头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义乌人创造的这些奇妙的手工艺品折服了，一方面不仅它有巧夺天工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种之多让人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义乌农民们所拥有的那种叫城里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识，令人由衷的钦佩。那天我女儿趁机大捞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帮着提拎那一大包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