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小镇匕的…块四五十平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个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儿位镇〒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五个镇干部中，有三个是当年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二否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惟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形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1：儿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样，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怛义乌人自己淸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时，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弃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作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作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而为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还能嬴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然而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3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儿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氽，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