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医生，快去劝劝小李，刚才他跟江青打牌，让江青生气了，罚他站着，他还真站着，都快一个小时了，你快去劝劝他。”女护士紧张地来找医生徐涛。
徐涛过来了，他是留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同志，所以他来劝小李，“哎，别那么认真，她已经睡觉去了，你赶紧也走吧！她不是经常说政治上平等吗？”
小李平时最能逆来顺受，今天可不是那个劲了，任凭徐医生怎么劝，他就是不肯走。
“你是不是怕她没开口你就自己走了会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放哨，她一起床，我就再叫你。”徐医生好心说道。
小李紧绷着嘴，坚决地摇摇头。
“你呀！”徐医生无奈，一跺脚出去叫来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同志，苏虽说是厅长，可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先来劝小李，让他主动去江青那儿承认错误。
“听我一句话，去吧，认个错不就完了。”
小李的牙齿咬着嘴唇，说：“我没错。我已经全心全意了……她竟这样对待我……”他哭了，是无声的抽泣，只有从一双强烈起伏的肩膀看出他心头受的天大委屈。
大伙谁也不说话了，留在走廊里的是一片叹息声。
这天晚上，小李从广州给我挂了长途电话。我一听赶忙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哼，她这个人，再好的同志跟她也搞不到一起。”毛泽东气愤地将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重重一甩。片刻，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小李是代我受罪。告诉他别生气了，看在我的面上，让小李马上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离她远远的，看她还耍什么威风！”
这天晚上，李连成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江青这个人确实惹不起。毛泽东都常常不愿跟她在一起，因为是夫妻，面子上有时还不能做得太绝，所以毛泽东采取了离你远远的，看你还有什么招？毛泽东是主席，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卫士就不行了，有时想躲江青是躲不掉的。
一天，江青要外出，我就派了卫士中她平时最喜欢的田云玉去陪她。江青外出总要带几件必备用品：大衣、眼镜、围脖，以及坐车用的靠垫。小田刚接班，有些手忙脚乱，那个垫子没有找着，转头一看江青已经上车了，以为是她自己已经拿走了，便空着手匆匆地追着上了车。
“靠垫呢？”江青问。
小田一听，坏了，赶忙跳下车跑到屋里找，还是没找着，无奈，他又空手回到车上。
江青大发雷霆了：“小兔崽子，你是干什么吃的？不去，你不要去了！”
我听说后，赶忙过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不要生气了，我陪你去吧！”江青这才罢休。车很快就开了，隔着玻璃窗，我见一向在江青面前总是欢声笑语的小田，此时两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
看着小田，我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也勾起了我一段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往事：
……
那是1952年的事。
大概因为毛泽东与我这个人感情较融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江青对我也比较热情，打扑克时，只要我在，她总会安排我与她打对。这一次是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玩牌。
“新六所”就是解放初期中央为党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修的六栋小楼。他们每家一栋外，我们工作人员住一栋。从1952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这八年间经常住在这里，以后就不住了。
这一天江青照例没事干，就拉着我打牌。我一坐下来就发现江青的脸色不好。又有什么事了？我心里不安地琢磨起来，可总不得要领。越不得要领便越琢磨，手中的牌就越打越糟。我像李连成似的一连出错了两次牌，刚要反悔，突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啪”的使劲一掷，嗓门大得吓人，她叫喊着：“不打了！你李银桥，我问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今天一定让你说个明白的！”
江青这突如其来的发怒，把打牌和看打牌的护士、卫士们吓愣了，都不知怎么回事。但最紧张的还是我。当时我一听这话，脸刷地一下红了：糟了，她怎么知道我说这话？
原来，这时全国正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掀起“三反”、“五反”运动，因为江青自知历史上有些说不清的事，向来就反感这类查祖宗三代历史的整风运动。这不，“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她又嘴里骂骂咧咧地躲开了，既不参加学习，又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一天问我：“江青为什么一见运动来就走呀？”我随口说了声：“她躲风呗。”
这是一句随口说的话，怎么传到江青的耳朵里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哼，小兔崽子，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江青气得一个劲儿地喘粗气，绕着牌桌来回走着，似乎觉得气不过来又跑到院子里气呼呼地转动。
我简直慌得不知怎么办，说也说不清，于是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这一次江青是气出窍了，眼泪溢在眼眶里：“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呀！你哑巴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