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连续出席了几个宴会，回来后嘀咕着对我说：“以后我不去了，那种场面看桌面上一道又一道菜，好看不好吃，还是我的辣子加酱豆腐合胃。”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说起他平时吃的东西，你们也许不相信，他的简单程度有时我们都觉得有点太那个了。
辣椒，是他一生的主菜。除此，便是黑豆、霉豆腐等。主食中，毛泽东喜欢麦片粥，烤芋头，红糙米。也许是幼年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也许是长期战争年代的紧张生活所致，毛泽东在吃的问题上，实在太粗，太单一。江青为此一直同毛泽东吃不到一起，我们做卫士的有时也觉得主席过得太苦。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其中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汤有时就是涮盘子的水，最多加几根素菜或野菜——他馋野菜。
凡是毛泽东的家人、亲戚，或者毛泽东留下的客人吃饭，一律都是算在毛泽东个人的伙食费中，饭菜与他平时吃的没什么两样。毛泽东私人请客从没有像现在有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国家拨款”。
吃得简单粗糙还是第二回事，第一回事是毛泽东这粗茶淡饭能保持也就算是好的了，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的饮食又无法正规起来。他工作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饿了为“标准”。一天吃两顿的为多，也有吃一顿的，有时连续工作几昼夜，也就可能吃五六顿饭。像我们现在一家人吃饭时正正经经炒好几个菜，围在桌子旁像模像样地用餐，毛泽东几乎难得有。毛泽东有专门的厨师，但厨师的大半时间是处于“失业状态”。于是，我们卫士便兼任这个任务。“什么？你们说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能为主席做饭？那当然，很简单。”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瓷缸子。毛泽东饿了，我们便用它给主席煮一碗挂面，或做一缸麦片粥，或是烤上几个芋头。你们现在年轻人一招待我吃一顿就是十几个菜，那时毛泽东一个月也吃不了这么好这么多的菜。我跟随他十五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便算作一顿饭了。
五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外出巡视，到一个地方，当地负责同志免不了要为毛泽东接风洗尘，设宴摆酒。毛泽东最烦这个，几次让几位省委干部下不了台。他冲着桌上各种各样的菜，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脾气道：“你们就光想着我毛泽东，不看看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也装得这么多，我比啥都满意。”时间一长，各地领导都知道他老人家吃饭的习惯和脾气了，便老老实实随意去弄几样毛泽东喜欢的粗茶淡饭。有时，还经常事先请教我们这些卫士们。
对于荤菜，毛泽东是比较喜欢吃红烧肉和一些鱼的。可是他并不让我们多弄。记得在转战延安，跟胡宗南部队打那几场恶战时，连续打了三个大胜仗。一天，毛泽东很有情绪地对我说：“银桥，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好不好？要肥点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毛泽东听完我的话，连忙摆摆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太多，吃点红烧肉会对脑子有好处的。”
他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平时也只有在他认为用脑太多的时候提出吃肉。其实毛泽东什么时候不是用脑太多？因此，我们就有意让厨房尽量多搞点红烧肉给他补补脑。
为了吃红烧肉的事，毛泽东还跟江青闹了一场，结果两人从此分开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那阵子。有一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一头埋在文件堆里的毛泽东似乎有些惊异地反问我。当他的眼睛离开文件时，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饿了，便说：“真有些饿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我说：“徐医生早定好食谱了，就是没有机会做……”
毛泽东一听便摆摆手：“他的什么食谱，我不要。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就行，这几天用脑累了。”
我正要到厨房去交代，江青从她屋里出来，她小声说：“主席要吃饭了吧？”
我点点头：“他要红烧肉。”
“又是红烧肉！”江青很不满意，“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几天了，主席没正顿吃饭，昨天吃的什么？”
“麦片粥。”
“前天呢？”
“小张说煮了碗挂面。”
“看看，你们就是不会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江青生气了。平心而论，那时的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生活的。她说这些，也是希望毛泽东能改改饮食习惯，多吃些有营养的饭菜。问题是，她不该独断和说那么多的话。她冲着我说：“不要再啰嗦了，照我说的办！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她是说毛泽东。
就这样，按照江青的意思，给毛泽东弄了碗鱼块。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