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只有81个师，平均每个师的防御正面宽达222公里，国民党军1个师大体需抗击人民解放军2个师。
防线长，兵力少，素质差。国民党军理应集中重点守备那些最便于解放军突破和登岸、及登岸后又最便于解放军大兵团展开并向纵深扩张战果的地方。
以长江下游而论，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流经南京、镇江后折向东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弧。新港以下约150公里的地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风浪高达50余厘米，不便于大部队渡江作战。
新港以上，特别是芜湖以上，江面宽均在2公里以内，湾道多、小岛多，北岸有许多湖泊与大江相通，便于解放军隐蔽渡船，便于解放军利用湾道与江心洲突破敌人防御；而南岸湖泊较少，便于大兵团渡江后扩张滩头阵地，并向纵深穿插。国民党军理应把防守重点放在新港以上地区，特别是安庆至芜湖与镇江至江阴地段。因解放军一旦在这两地段突破长江防线，很容易利用长江向北弯曲的弧形，对芜湖、马鞍山、南京和镇江地区的国民党达成战役上的合围之势。
然而，国民党军却在安庆至芜湖200公里的地段上只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担任第一线防御。而且，这10个师中有7个师是由打仗比较滑头的西北军将领刘汝明指挥的非蒋系部队，另一个军，即第八十八军虽是蒋嫡系部队，却是被歼后新组建的部队，可是在新港以东不便于我军渡江的那150余公里地段上，国民党却部署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
（二）机构层次多，指挥紊乱，贻误战机。
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十分庞杂，担任长江防务任务的陆海空军各有一套指挥系统，谁也指挥不了谁，没有军兵种战役协同计划，各特种兵也未与第一线守备部队建立直接支援关系，完全靠层层申请才能得到炮兵和海、空军的火力支援。正因如此，在解放军渡江的整个突破过程中，敌江防部队指挥紊乱，火力不协调，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国民党军的指挥层次多，各军、师上面有绥区司令部，兵团、绥区、警备司令部上面有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司令部，有的兵团上面又加设了一个绥靖公署司令部，各绥区、兵团、警备区同时还受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挥，正在编练的军和师除了受编练司令部指挥外，还要受作战方向上的绥区和兵团司令部指挥。重叠烦琐的指挥机构使国民党军令出多头，无所适从，加之通信联络不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传递。
例如解放军4月20日晚开始渡江，消息传到汤恩伯耳中时已是21日上午，我军已突破了枞阳至裕溪口地段的防线。汤恩伯急令第二线部队向前增援，阻止我军渡江，命令传到第二线部队时已是下午，解放军已占领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敌二线部队有的正在被歼击之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东集团主力在江阴地区渡江，敌江阴要塞的部队已经起义，而负责向该方向增援的第五十四军到22日中午才得知解放军已经渡江，结果先头一个师在向前机动的途中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三）三军分离，各自为政，自保实力。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另一原因是三军分离，各自为政，各怀私心，自保实力。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汤恩伯指挥不动，就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指挥不动，而海、空军的舰船、飞机，只听本系统长官的指挥，陆军根本调不动他们。陆军需要海、空军支援时，必须逐级申请，最后由海、空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国民党军中，就连嫡系部队之间，也是以邻为壑，自保实力，见死不救的，根本没有什么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概念。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已进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地区。身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舰队40艘舰艇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反而令舰队司令林遵把舰队带出长江口，并许愿只要把舰队带出去了，就保举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因而，尽管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和军舰，但没有合同作战的意识，也是无济于事的，立体防线不过是种虚幻的梦境而已。
（四）消极防御，单纯防守，被动待毙。
消极防御历来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赞成消极防御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在兵力上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海、空军方面却占据着独家垄断的绝对优势。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利用这种优势，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的方针，至少可以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延缓长江防线崩溃的时间。
例如，可以利用空军袭击解放军深远纵深集结的船只，利用海军的舰炮和防线上的岸炮突击解放军浅近纵深中隐蔽在江湾、汊河中的船只，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这在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防守力量薄弱，没有海军，不能与敌舰在水上作战，正面太宽，火炮不能封锁整个长江江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从解放军推进到长江北岸起，到解放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止，国民党的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