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成定局，主和派代表李宗仁即将登台时发表，表明中共对和谈态度的重大改变，国共双方在蒋介石下野后重启和谈大门是有可能的。这一声明也是以后中共在整个和谈中的基本立场。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对国共和谈的方针，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及其他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部分人员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等，加入了政策的灵活性，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和谈方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应和谈之运而生，上台伊始，即急于做出谋和的积极姿态。就在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李氏在其就职文告中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月31日，李赴上海，与由南京避沪的部分行政院官员聚会，又与沪上各界头面人物多次会晤，几经周折，决定派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为私人代表，2月13日飞北平作和谈试探。与此同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制止特务活动等七项和平措施。这在当时也确有其积极的意义，至此，国共和谈有了一个共认的基点，至少在形式上和谈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求和的真正目的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纪念孙中山会上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面临着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
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
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人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
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无论是蛰居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还是在台前操办和谈的南京李宗仁、汉口白崇禧，对此次国共和谈均无把握，亦各有打算，他们通过和谈所想达到的目的，只是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终利用江南丰厚的民力、财力资源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人逐鹿中原。
当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人称“和平将军”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往溪口晋见蒋介石，请示和谈方略。张氏提出，希望通过和谈，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蒋当即首肯。（《张治中回忆录》下卷第787页）
此时的李宗仁，虽以求和为己任，但他也深知，以目前国内局势、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而论，战既不能，和亦非易，且名居中共所列战犯之前列，惊恐自不待言。故总想讨价还价，保住东南半壁江山，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拖延办法。李宗仁的这种犹豫于战和之间，实为备战谋和的态度，使主战派的气焰益炽，这就形成了国民党一面北上谋和，一面扬言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的拒和怪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既未被国民党的和谈烟幕所迷惑，也未被国民党穷兵黩武、负隅顽抗的气焰所吓倒。和谈无论是否成功，人民解放军都是要渡江南进的，而并不理会国民党方面以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为条件（国民政府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已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4月，人民解放军东、西、中集团军，三路大军云集江北，渡江战役之箭已在弦上。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内部对国共和谈态度分歧看得很清楚，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军事上也有完全把握实现渡江战役的一举成功，但以民族大义为重，减轻战患损失，给和平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也为使更多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看清，究竟是谁要坚持将内战打下去，因此在充分准备之后，并未立即向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攻击，而是给国民党当局以足够的时间考虑得失。为此，人民解放军放弃了发起渡江战役的最佳时机，克服了大军云集造成的粮草不继、交通不畅等严重困难，一再耐心等待。
张治中溪口求和谈方略
李宗仁处在被蒋介石架空和孤立的境遇，请来了张治中。
张治中是国民党主和派的中心人物，蒋介石下野后，白崇禧曾向李宗仁推荐他出任行政院长，但张力辞不就。张深知蒋介石幕后操纵，府院分离，李宗仁的地位非常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因此暂不作回京之想，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2月14日，李宗仁邀何应钦入京，即连电张治中返京，以加强政治地位，但张终不应命。后李又嘱程思远写一封长信给张，内有“李之上台主政，唯欲实现和平，而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张若不出，如苍生何”等语，在此函电交张下，张于2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