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之楚等嫡系部队和陕军孙蔚如部进入川境，对川陕苏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严重形势下，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会议期间，张国焘与徐向前有一段对话。
张国焘问：“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答：“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又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
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徐向前提出了自己的“川陕甘计划”。 这个计划的重点是打击盘踞在甘南的胡宗南，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并想法配合策应离开根据地长征的中央红军。“川陕甘计划”概括而言就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
毛浴镇会议除了要解决根据地如何发展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策应中央红军。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正处于取得反“六路围攻”最后胜利的时刻，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们通过敌方的电台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10月16日，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瑞金根据地，在敌人疯狂的追击和堵截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
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地，红色首都的放弃，说明局势危急的程度。中央撤离瑞金，也没有向其他根据地通报，得到这一消息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感到震惊。从全局看，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一度在万县奉节活动，有同四方面军会合的迹象，但在敌人的堵截下，又转战至湘鄂川黔边，继续同“围剿”的敌军苦斗；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面对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召集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后的形势。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有师以上及部分团的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由徐向前主持。徐向前在会上正式提出“川陕甘计划”：
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座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临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进取甘南，比较稳妥可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回旋周转余地，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议着重讨论了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大家认为，反“六路围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受到严重损失，仅伤员就有好几千，兵员补充困难，大量土地荒芜，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刘湘及其他四川军阀的部队在根据地四周层层封锁，正在酝酿下一次“围剿”，严峻的形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根据地要发展，必须要有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下一步应主动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守川北苏区。根据这一思想，会议一致同意徐向前的“川陕甘计划”。
胡宗南部是蒋军嫡系，部队训练有素，装备最好，是蒋介石的拳头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这样一支部队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呢？清江渡会议将胡宗南定为主要打击对象有两重目的。一是胡宗南驻防在甘肃天水，其部队控制着陇南一带，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执行“川陕甘计划”向陇南发展，一定要和胡宗南部发生战斗；二是要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张国焘回忆：
我军……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支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
红军创建之初没有兵工厂，以后即使有了兵工厂，也只能修修补补，与规模化批量生产相距甚远，技术水平与质量更是无从谈起，所以红军自诞生以来就是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川陕，红四方面军的交战对手主要是蒋介石的杂牌军，这些地方军阀的装备也是建立在自己的兵工厂生产为主少量进口为辅的基础上的，所以，红军打谁，就缴获谁的装备，由此造成装备的杂、乱、差，除了质量参差不齐外，大量的步枪、机枪、炮的口径都不一样，这给后勤补给带来极大困难。有一支部队在阻击敌人时，弹尽粮绝，团长命令到敌人死尸上去找弹药，好不容易找来了一大堆子弹，一装枪却发现绝大部分不能用，战士们最后只有用大刀和石头与敌人拼命。那么，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武器装备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