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部整旅整团溃不成军，狂奔七八百里，各旅官兵伤亡共约二千五百余人，士兵逃散在四千人以上，械弹物资损失更多，比进攻各时期全部的损失还要大得多。由于溃退途中屡次遭到红军的有力追击，一些官兵患了恐惧综合征，只要一听到“红军来了”，不管何时何地，不管是在吃饭还是睡觉甚至是在如厕，都一跃而起，不问方向，拔腿狂奔，及至精疲力竭方才问“红军在哪里？”士气低落，可想而知，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邓锡侯到广元收拢败兵，整顿部队，向其官兵训话时问的几句话颇有代表性：“你们进攻几个月才到小通江河，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们，我要问一问你们这些指挥官们究竟在搞些啥子嘛？”
1935年3月《国闻周报》上的《川东北剿赤印象记》长篇报道详细描述了敌军阵线崩溃逃跑时慌不择路的狼狈相：
这时我方的阵脚大乱，匪看破这个弱点，大胆地用深入穷追的策略。分兵两路，一路向三师追击，一路便向四师。向三师追击的在二十那天已攻到离宣汉城不过百里的罗文坝、佛耳岩一带，向四师冲来的这路，打过了陈师和孟旅之后，便横冲到土地堡来打廖开孝旅。廖旅不敢恋战，赶急向绥定的第一道要隘马渡关退去。孟旅也退到了那里。还守着通江的麻石场、铜冠山、喜神滩一线的周绍轩和范楠煊两旅便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当面的匪，又天天在攻，军心有些动摇起来。加之，四师所指挥的部队，那时已被匪从中间截成了两段，呼应不灵。当时高级指挥官手忙脚乱的情形真是一言难尽。局势之险恶，军心之紧张，也就可想而知了。
周、范两旅勉强在原线撑持了四天，才转奉到刘湘的固守绥、宣的命令，二十一日晚开始退过长滩河。以五日五夜的脚力，退到距原阵地足足有四百里远的三汇场……古语说的：“其进锐者其退速”，然而左翼退却的这四百里路和右翼退却的三百多里路乃是在抛掷了很大的血肉的代价，和熬过了十个月的长时间才夺回来的，竟在短短的十天中轻轻断送了！
因了四师的退却，在左的彭诚孚也不能不退；更左的守通江城的杨森部，以及守通江县西北一带的李、罗、田、邓部更不肯再守。于是全线总退却，而且是都不大肯抵抗地退却。截至九月二十六日止，巴中、南江、仪陇、营山都相继放弃了！阆中，广安、苍溪在危险中，他们虽不想抵抗，其如赤匪毫不留情何！所以李、罗、杨三部遭匪各个击破，伤亡损失得很惨。像这样节节后退，不知道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方才不退了……
各路敌人狂奔逃跑，红军各部拼命追击，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生动的活剧。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海军中将周希汉在《深夜的号声》一文中记载了那场追击战中的有趣故事：
我带军直属队随二十五师后面出发，二十七师在最后，一起向罗文坝方向追击。军直属队虽有五六百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个通信队。其他的，除号兵连外，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行动起来，骡马担子一大溜。我们沿着直通宣汉、达县的公路向南疾进。涉过一条河，走不多远，通信员忽然奔来报告说：“前边有一条岔道，路口躺着不少敌人的伤兵。”
我们赶到前边，果然有七八个敌人的伤兵躺在公路边上。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同志等挨次地询问着他们，回答都是一致的：敌人由这里拐弯向东去了。可是，伤兵毕竟是敌人的，不能轻易相信。我们沿着向东的小路，用手电筒仔细勘察了一番：路上不时发现敌人丢下的空烟盒、烂草鞋、破军衣和一些散落的银圆，路两旁的草给踩倒了，几个被遗弃的伤兵，倒在草窝边呻吟；由岔道口向南去的公路上，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痕迹。这一切征象都说明，伤兵没有说谎。于是，二十五师便改由这条朝东的小路追击敌人。我带军直属队按着原来的路线继续沿公路南进，预定集合地点是罗文坝。
我们向南走了五六里路，突然，砰！一声枪响，山鸣谷应，声音很近。我估计，这一线敌人也许会布置埋伏，便跳下马，带领通信队、号兵连赶到队伍最前边。这时，天色更黑了，我极力辨认着眼前的一切，发觉在右前方山坡上，隐约有个发白的东西。我们正怀疑莫解，又是一声枪响。乘着打枪发射的火光，这才看清了那是一座小庙。显然，这是敌人利用两侧的高山来阻击我们。情况不大妙，二十五师走了，二十七师还没有赶上，而我们这五六百人只有通信队有战斗力，怎么办呢？我和通信队长谢家庆研究了一下，决定用一个排去袭击小庙，两个排在公路两旁埋伏。为了迷惑敌人，便让号兵连散开，每隔十米，站一个号兵，只等小庙方向手榴弹一响，就一齐吹冲锋号。
布置停当，我带着一排人，悄悄向小庙接近。对通信队的战斗力，我是放心的：论战斗经验，都很丰富；论武器，都是双的——手里提的是手提式冲锋枪，腰上插的是驳壳枪。我们绕到小庙的侧后，向一座笔陡的崖壁上攀登。幸好崖壁不高，崖壁上还布满了网形的葛藤，我们静悄悄地握着葛藤爬上去以后，就是倾斜的山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