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右三路，突然向敌人发起反击，仅一个冲锋，右路部队就冲入敌军阵地，将敌两个团包围于官田坝，歼灭五千余人。左、右两路激战一昼夜，连续突破敌人十多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关键时刻，天降暴雨。
1934年，初夏的四川，雨势来得特别猛，一连数天，天地茫茫，大雨如注。山区集雨面积大，滚滚雨水汇入谷底顿时形成山洪，肆虐的山洪如同猛兽，在山谷中隆隆作响，横冲直撞，冲毁了道路房屋，最后全部汇入大小通江。大小通江河水顿时暴涨，浑浊的河面激流滚滚，平日里只有十几米、几十米的河面一下子宽达百米以上，两岸一片汪洋。暴雨阻断了敌人的进攻，但暴雨也打乱了红军的战役进程。因为道路、房屋被冲毁，红军的部队运动和后勤给养运输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仗没法打了。徐向前、陈昌浩当机立断：部队停止反击，撤回小通江河以东既设阵地，与敌隔河对峙。
继上一次马鞍山反击战未果后，这一次分水岭反击战又是无果而终。徐向前回忆：
马鞍山反击战和分水岭反击战，我们试图举行反攻，但因条件不成熟，兵力的高度集中受到限制，未能如愿。及时停止反击，是必要的。如果不顾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急于反攻，冒险蛮干，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红军在西线反攻未成，两军处于对峙，敌军东线的第五路唐式遵却按照既定计划向万源发起进攻，由此打响了反“六路围攻”以来最惨烈的大战。
战前，万源周围，唐式遵的十几万大军和十余万人组成的粮秣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从各地向万源集结。通过无线电台的破译和情报侦察，唐式遵的行动早被红军总部掌握。万源县城周围各个制高点花萼山、大面山、玄祖殿、南天门的数万红军日夜不停地赶筑工事，苏区政府组织民众紧急为红军筹运粮草。整个五六月，烽火连天的战线出现了难得的平静。这是暴风雨的前夜，空气中都能闻到决战前的紧张气息。
西线分水岭反攻未果，红军只能在东线的万源做文章了。如果敌人夺取万源，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将被彻底挤出四川，花了两年时间建设的川陕根据地将不保，红四方面军将再次失去根据地依托，处于无根据地作战态势，战略上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以四川军阀刘湘为主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与以蒋介石中央军为主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同时进行。这是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同时进行的两场战略绞杀或称之为战略决战。刘湘等四川军阀本身就是蒋介石反革命军事集团的组成部分，刘湘等四川军阀对红四方面军与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围剿”，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不仅直接与倾巢出动的川军作战，同时也牵制了蒋介石中央军以及陕西、甘肃等周边众多敌军，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和万源决战，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生死大搏杀。从战略和历史的角度看，万源决战成败不仅事关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更是事关中国革命全局。关键时刻，徐向前提出要“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实行万源决战防御”。要在万源防御的同时，集中全部力量，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因此，万源成为双方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
由于具有如此多的战略因素汇集在这场战役之中，由于双方的主力全部集聚于此进行大决战，使得万源决战成为“六路围攻”中双方会战规模最大，战事最为惨烈，敌军死亡人数最多、失败最惨，红军战果最大的一场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万源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第一次，开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兵团决战并获全胜的先河。
如果说反“六路围攻”如同一部宏大的音乐交响曲，那么万源保卫战则是这部交响曲中的最高潮和最强音。
由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现实，反“六路围攻”和万源决战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和川陕苏区全体民众的意志、毅力、胆略、智慧都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战场上的血与火、生与死锻造了红四方面军“不胜不休”的铁血军魂，进一步坚定了根据地军民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建设留下极为宝贵的光荣传统和精神财富。据统计，参加万源保卫战的开国将帅计元帅一人、大将一人、上将十四人（其中1955年授衔上将十名，1988年授衔上将四名）、中将三十五人、少将二百五十二人。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对万源决战作了分析和评价：
反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得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一个战役。
在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