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以下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八千余支、炮三门、电台两部、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多套，苏区向东扩展约一百五十公里，与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缴获了完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的全套设备。
红军接收时，兵工厂有工人一千四百多人，机床一百三十八台，三台大圆车各重达七百余斤，子弹厂碾片机重达八百余斤，压力机重七百余斤，铜砖八百多块，每块重九十至一百斤。另外还有浓硫酸、硝酸一百余缸，钢材一万多斤，焦炭二万多斤，浓硫酸和土硝二万多斤，杂铜二万多斤。大批的机枪、步枪、迫击炮、子弹、手榴弹的成品和半成品。
这是红军自入川以来缴获最丰富的一次。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等人从通江星夜赶往达县。看到这些设备，他乐得合不拢嘴。有了这些工厂设备，红军自己能够生产枪支弹药和被服，后勤补给能力将大大增强。
和仪南战役时一样，宣达战役最大的缴获在于刘存厚的几座工厂和库存的大量物资。战役结束后，总部首长最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尽快地将缴获的这几座工厂完整地搬走，让它们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服务。陈昌浩、郑义斋、傅钟为这件事情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尽快动员大量苏区劳动力前来搬运。时任通江县委书记傅崇碧接到川陕省委通知后，立即动员劳力六万多人前来抢运。搬运的物资中有镪水，由于搬运工全是农民，不了解镪水的危险性，不懂得搬运镪水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搬运时，不慎把一个桶撞倒，倒下的桶又接连撞倒几桶，桶摔破了，镪水四溅，一下子烧伤一百多人。群众不知这个东西如此厉害，一下子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再碰镪水桶。无奈，傅崇碧派人去达县请来管理过镪水的专业人员，指导搬运。由于出了大事故，傅崇碧还为此向川陕省委作了检查。
几万人连续运送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将全部机器设备运回根据地。亲自参与工厂搬运组织工作的吴瑞林在《战斗在川陕苏区》文中回忆：
我回到总部，先到总政治部傅钟副主任那里报到，然后一起到了陈昌浩政委房间，他正和郑义斋部长在研究“搬家”的问题，就是将刘存厚在达县城的兵工厂、造纸厂、被服厂等设备和物资运到通、南、巴后方去……
……陈政委说缴获了刘存厚很多设备和物资，现在必须及时搬回后方，时间越快越好……我说：这次搬运任务重，时间紧，必须采取水陆并运的办法。水路用船装运大型机器，陆路用人运一些中小机器。由于是山路，路途坎坷狭窄，还应该号召当地苏维埃动员群众抢修道路。眼下又是川北多雨季节，雨多水大，把冲毁的道路要尽快修筑好。河边码头加固修筑，因为机器大，上船下船都费力，路不好怕有损坏。技术人员要负责大型机器的拆卸任务，要绝对负责，保证不损坏，运到后方就可以马上安装使用。从所运物资看，我建议先运兵工厂的设备……沿途各县、区、乡苏维埃要设好招待站、所，保证运输人员吃好、睡好……
陈政委听了，说我这些意见很好。接着他又问：“你看这些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的设备运到什么地方安装好？”我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认为离通江东南二十里路的地方有个苟家湾，那里有座保安大队长的大院，有正院、前院、西院、南院，从水路运去离码头只有五六里路，地方既宽敞，又还比较方便些。”陈政委听后点了点头说：“那就把兵工厂安放在到那里吧。”我说：“……至于印刷厂，我建议设在沙溪嘴，被服厂可设在鸡子顶，这些地方都在通江境内，既是大后方，又是大山区，路也还比较不好走……”
最后，陈政委特别向我们强调说：“目前，刘湘在蒋介石的督促下，结束了对刘文辉的内战，现在正准备向我军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很紧迫，要尽快运完达县城的工厂设备和缴获的物资……这也是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要抓紧时间，加班加点干……这与粉碎敌人‘围剿’一样意义重大，任何人不能轻视和放松……对那些玩忽职守的人，要严肃处理……”为了完成这项搬运任务，供给部赵丙润副部长亲自参加领导。
……
在完成大搬家的任务中，我和赵丙润副部长自始至终与工人一道，忙碌在第一线上……亲自带上周纯全书记和吴永康秘书长和刘瑞龙宣传部长到工厂看望了工人……又从省保卫局劳改队中调了五头肥猪慰劳工人……工人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加班加点地为红军修理枪炮，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好了一批枪支……接着，那些印刷厂、服装厂也相继搬过来，并开工生产了。从而，我们又一次圆满地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次大搬运任务。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是外线进攻战，通过这三次战役，红军对四川军阀的战斗实力有了深入了解，总结出了一套与之战斗的有效手段和战术，也熟悉和了解了四川的地理特点，提高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夜间战斗的能力，形成了一套攻守兼备的战术思想，在四川军阀中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其闻风丧胆。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