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
一张方桌上铺一块白布就是谈判桌，双方代表一见面，互相拱手致意，然后面对面就座。谈判一开始，杨森的杨参谋长就表示，他们这次来是有诚意的。杨参谋长声称，杨森在四川其他军阀中是受排挤的，四川两百多个县，杨森部只占有五个山区县和一个平原县的防区，西面的田颂尧和南面的刘湘将他压缩在这么个小区域内，自身生存都成问题，实在是不能给红军协助，请红军谅解。
很明显，杨森不愿意撤出玉山和鼎山。
傅钟说：我军是工农的新型军队，我军此次入川是为抗日救国，借路而过。但是蒋介石命令四川境内各军配合蒋军对我军进行“围剿”，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卫还击，打垮了田颂尧。我党我军早已昭告天下，抗日救国是民族大义，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与人民为敌，就不要怪我军不客气了。请你们两位转告杨森军长，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你们声称要协助我军，为什么在与我军联系要谈判后，却又整整拖延了八天？作为军人难道不知军情如火吗？
那位杨参谋长态度谦恭，语言油滑：我军这次与贵军谈判，实属诚意。今贵军西进，我军本不愿参加对贵军的“围剿”，实是蒋介石严令催促，不得已违心参战，实在是对不起贵军。至于这次拖延谈判时间，乃杨公要选择一吉日。再则，如果我军撤出防地过于冒进，怕周围邻军多言，引起后患。这次我们给贵军带来地图，足可表我军之诚意。
何副官从文件包中拿出一份地图，双手递给傅钟：“这是田颂尧部兵力布防地图，供贵军作战使用。”
杨参谋长接着说：“贵军这次过江西进攻击田部，我军一定大力协助，如还需要迫击炮弹、子弹等物资，我们随时可以提供部分援助。”
至此，杨森的底牌全部亮出，玉山、鼎山是不让的，同时希望以一点蝇头小利，引诱红军放过他而向西打击田颂尧部。
傅钟微微一笑：“既然贵军对我军诚意甚笃，何必结仇呢？送来的地图、资料及礼品，我代表工农红军收下。”并表示谢意。
红军到四川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赤化全川”，最终要消灭全部军阀，在此之前和大大小小的军阀达成的协议只能是权宜之计。现在红军根据地逐步扩大，但杨森的部队却如同一把刀子紧紧地顶在根据地的肚皮上，这些军阀想与红军谈什么协议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驱动，没有任何信誉可言，一旦利益关系有所变化，谁也不能担保他们不突然翻脸向红军进攻。无论什么情况，红军绝不能容许一把尖刀时时刻刻顶在自己肚皮上。正是基于这一点，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心要折断这把刀子。但有些人认为，杨森此时正要和红军谈判，我们应该讲信誉，不应该主动对他进行打击。陈昌浩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进行这场战役。为此，红军总部内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对该不该打这场战役，徐向前在《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有一段长长的议论，甚为中肯：
我们再克通南巴后，杨森曾派人来和我们谈判，那么，红军该不该打他，该不该主动发起进攻？
……
我们要扩展根据地，要打刘存厚、刘湘，要向绥定及其以南发展，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赤化全川”，而不是仅仅困守在大巴山下那么块小地盘上。杨森的部队占据着通江南边的玉山场、鼎山场、江口，就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的腹部，你说难受不难受？该怎么办？我是同意打的。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搞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要看对象，不能被敌人的假象所迷惑。杨森并不是资产阶级左派，也不是真正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是个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军阀、政客。在四川，尽人皆知，红军进入川北地区以来，他在内部采取杀一儆百、严密控制、积极防共的政策，杀了不少进步青年和群众；而在外部，则和红军拉关系，想稳住我们，以便保存和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是搞投机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阴一套，阳一套。田颂尧进攻我们时，杨森以为有利可图，曾派出部队参战，后来看到形势不妙，转身撒腿就跑。因此，和这样的人谈判，就要坚持原则立场，绝不能上他的当。
我们这个时候，要扩大根据地，发展和巩固自己，打不打，非打不行。不打，根据地扩大不下去，困难没法解决。你从东西两面伸下去了，可中间还有杨森这个拳头在胸口抵着。行不行？不行。假定杨森允许共产党派工作人员去作秘密工作，改造他的部队，同我们通力合作，收拾其他军阀，有那样的形势，我们打他就不对了。你打自己的朋友嘛！但情况不是这样，他不是我们的朋友、同盟者，而是敌人。我们和杨森谈来谈去，谈些什么，原则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都不明确。所谓协议，无非是口头的，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不讲原则的妥协，不是革命的妥协，不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关系，结果只能麻痹和束缚我们自己。
营渠战役势如破竹，部队利用夜袭突破，一鼓作气，几天就前进了上百里。可惜，那时我们有顾虑，打得还不够彻底，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