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消灭徐源泉、萧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以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个别领导对敌情的严重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乐观，甚至认为“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 。
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尽管红四方面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苦战，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胜利，给当面之敌很大杀伤，但红军自身也遭受极大的损失。敌军仍然按照其部署，逐步推进，红军的战略空间日渐缩小，逐步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对危局，身为红四方面军最高指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我军长期作战，至为疲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盲目硬拼，眼下敌人步步进逼，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第三次反“围剿”一结束，他们就向中央分局提出：“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第四次‘围剿’。”
但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领导依然沉浸在前几次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不顾敌我力量对比，不考虑我军长时间作战，部队极度疲劳，急需休整的严峻现实，要求红四方面军“不停顿地进攻”，在没有重火器配备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主力攻击麻城。
徐向前是直接带兵的人，知道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在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才得来的，在敌强我弱面前，以疲弱之师去攻击敌人有备之城，这是不符合军事规律的，对红军和苏区都不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劳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激烈争辩和慷慨陈词都没有效果。1932年7月上旬，围攻麻城作战开始。麻城城池坚固，高大，城墙外有深深的壕沟，易守难攻。面对红军的攻击，敌人收缩外围据点，固守坚城。这一次敌人兵力多，部队之间间隔不大，互相之间也能较好地协调，红军无法实施围城打援。而屯兵坚城之下，无攻坚的重武器，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消耗疲惫了自己，敌人得以从容部署。敌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策，红军围攻麻城作战之初，敌徐庭瑶一个纵队便攻陷霍邱，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分别从东、北两线全力向根据地的核心黄安、七里坪猛扑。为救黄安和七里坪，红军被迫撤麻城之围，回过头来仓促应战。
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根据地面积大幅丢失，红军的战略空间日益压缩，战局日趋被动。8月13日，黄安失陷。敌人主力紧紧追寻我军决战，合围态势逐渐形成，战场形势不断恶化。
坐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正按照其部署，一点一点缩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圈，他认为，他几十万军队组成的包围圈如同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只要这么打下去，根据地里这点儿红军就是这口锅里被渐渐煮熟的鸭子，有翅难飞。
虽然战局颇有进展，蒋介石对自己部队呆板的战术仍不甚满意，8月4日，蒋介石致电前方将领：
剿赤战术不能与正式作战同视，剿赤行动惟有秘密与迅速方能完成，此时赤匪化整为零之狡计已显明，我军应分区划线，依次进剿，压迫其至最后巢内，以一网打尽之计，如此则宣化店、河口镇及七里坪、黄安县与其以西各区，应大胆快进，出赤匪不意而扫除之，先就此线占领后，乃可一面运粮整顿，只数小部队搜索此线以西地区之残匪，逐次清乡，一面再以主力与伯英部兜剿新集与泼皮河之赤匪，如此第一期清剿计划，方能完成也……
8月19日，蒋介石再致电刘峙，指导其“剿匪”军事行动的要领。
9月13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三人联名致电中央，请求中央调动各苏区力量予以配合鄂豫皖的反“围剿”斗争：
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重挫，退回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师及张钫部进攻。激战三日，敌第八、十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的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疮烂脚者仍在增加，缺医生缺药，又有反革命破坏医生。对红军补充及解决医院问题，请中区×××我们。我军处在激烈战斗中，当中央来电坚决斗争下去，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
那个时候，全国红军尚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中央苏区也在敌人的“围剿”之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