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但是，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政府”成立的日子定在4月1日。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
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正式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11名招聘委员。
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政府也对日实行“和平”，宁渝合流，可谓煞费苦心。
当天晚上，第一号汉奸头目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
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仍未理睬。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到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
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随着11月中旬日本政府御前会议的召开，日本政府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后，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