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内心有一种落魄的感觉。
这次会谈一共进行了三天，白天躲在旅馆睡觉，照例是晚上9时开，午夜三时散。会议的最后，在三个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是满洲问题；二是驻兵问题；三是关于汪精卫问题。会议以国民党对日本的“觉书”陈述了以上不同三点意见为结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10月8日，日本军部代表今井武夫突然接到日本大本营的指令，马上结束对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另寻与蒋政权接触的渠道。一年多来一直负责此项工作的今井不禁有点木然，望着窗外略为阴沉的天气，他沮丧地一屁股倒在沙发上，长叹了一口气。要知道，如果“桐工作”就此结束，也就意味着他一年多来的辛苦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作为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被人誉为诱降专家的他，如果就这样结束“桐工作”的话，这让他的脸面怎能挂的住呢？但他没料到的是，让他更难堪的事情其实还在后面呢。
当晚就举行了首次会议。那时是晚9时整，还在下着时大时小的雨，淅淅沥沥，颇有一些凄凉的秋意。为了极端的保密，会场选在了远在荒郊海滩的一处阴森森的空房里，好像一处闹鬼的凶宅。汽车没有开到门前，下车后一片漆黑，他们小心地跟在一位帽子压住前额的向导后面，左拐右转地走了好一阵，才来到有暗岗的门口。接应的人立刻把他们四位代表引进光线暗淡的地下室。空空荡荡的屋子中央摆了一张长桌，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四支大蜡烛，火苗恍恍惚惚地颤抖着。中日双方的代表，在桌旁的椅子上相对而坐。重庆的正式代表是三人：章友三、陈超霖和自称是宋子良的那位，另有一位帮办是牵线人张治平。房子周围由安排这次会场的中方保镖张汉年担任监视警戒。今井注意到偌大的院落房间空寂无声，一切都锁在带有几分恐怖的寂静之中。
还附上西尾寿造总司令的正式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的委任状，是用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面有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署名，盖有官方大印和蒋中正的个人小印。上写着：“兹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今井武夫这是第一次在正式谈判场合看见重庆政府的正式信函和正规的委任状，他把那格式深深地印在了脑中。
散会的那天，又是凄风苦雨，这更增加了今井武夫的忧郁情绪。他站在贝拉比斯塔旅馆破败的阁楼上，听着后面教堂传来的沉闷钟声，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在香港秘密会谈时的情景。那时他应宋子良的邀请，两人一同跑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在离岸稍远的海面上划着小艇进行了会谈。那时，正是湾内风光明媚的5月，十三四的初升月亮是金色的，随后变成了光辉四射的银色，又圆又大，映照得港湾内金波银波荡漾起伏，从山头又传来有若松籁的吹吟。那时他感到谈判的前途非常光明，心情也异常的愉快开朗，现在他觉得在满洲国的问题方面陷入僵局，前途很可能是黯淡的，这个鬼地方是如此的黑暗，阴森恐怖，他的心情充满了凄凉悲哀，两次相比是何等的不同啊！他深深地为他帝国的前途而担忧。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他们预料的提前了三年，所以使得日本有点措手不及。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还是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气焰。9月4日，日本新任首相阿部信行就急忙发表声明，宣称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并不想介入，只想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其实是想尽快把陷在中国的泥脚拔出来，这样才能实现南进或北进的企图，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德国的“建设欧洲新秩序”相呼应。所以，为了适应突然出现的新形势，日本军部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部队。9月23日，军部下达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为参谋长，并发布了大陆命第363号，规定了大本营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各项任务，10月1日零时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