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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发了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的《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会》。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对正太路发动破袭战，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重大决定。
八路军为什么要发动一次重大的战役？这还得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统治占领区的新思维——“囚笼”说起。
多田骏是日本军官的摇篮——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学员，比冈村宁次还早一期，于1903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于1913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早年在参谋本部任职，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关东军军事顾问团的最高顾问，后在1935年接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对华战争不应无限扩大，成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与日军主流意见相左，被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次长。1939年，蛰伏两年的多田骏重回中国，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多田骏上任伊始就耍弄新的花招，主张日本军以强化交通为手段，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分割和封锁，企图达到扼杀和摧毁根据地的目的即所谓的“囚笼政策”。1940年初，敌人的这个阴谋开始全面实行，他们加紧修筑铁路、公路，从内外两个方向压迫根据地，周边严密包围，腹地步步楔入。在冀南平原，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许多支线，把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敌人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铁路，准备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以便把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四块。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封锁太行与冀南之间的交通。
在这些地方，敌人广拉民夫，搜罗筑路材料，从山海关外等占领区源源运来铁轨和筑路机械，集中人力、物力赶修铁路、公路。
事实证明，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很快见到成效。1939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而到1940年夏，只剩下几个山区偏僻的小县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面对多田骏扎起的“囚笼”，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一连几天进行着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准备拿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一天，他们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付敌人强化交通的办法。
刘伯承首先透彻地分析了交通斗争对敌我双方的意义。他认为：日军全面强化交通，是企图解决对华战争地宽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针，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斗争课题。交通斗争，本来就是我们对敌作战的一种主要形式。由于我们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点是灵动、秘密、突然，日军无论是袭击我军或是增援它被我军袭击的部队，都非有飞快灵敏的交通工具，适时调集相当兵力不可，这就需要处心积虑地维护和整备它的铁路和公路。而我军为了迟滞和牵制敌人的行动，创造敌人的弱点，就要千方百计破坏它的铁路和公路，这是敌我交通斗争的主要内容。敌人原来占据的铁路、公路，不论它由点线而带面地进展，都在我们广大抗战根据地的包围与打击中，它现在反而企图对我们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他的这个“囚笼政策”，确实是够阴险毒辣的，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其次，刘伯承又全面地分析了日军交通战的战略目的，他阐述道：敌人目前推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的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送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网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毁的经济战，麻醉、奴化的宣传战和思想战。
接着，刘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战军民开展交通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八路军要积极开展交通斗争的总力战，来对付日寇的“囚笼政策”。这就必须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斗争，以军事为核心，以政治进攻为主，结合党政军民的力量，正确执行政策，将日寇孤立起来。这里面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只要抗战军民人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交通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坚决、彻底地破毁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直到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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