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酷打击。
这一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他们发现这里也有一条同“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们联想到邓小平在广西右江“一贯右倾”、“推行富农路线”、“退却逃跑主义”等，再加上邓在会昌刚发生的“寻乌事件”(1932年11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位于赣粤闽交界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里。
不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省党团书记古柏也被圈了进来。
这样，邓、毛、谢、古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而邓则是四人中的首要。
很显然，“罗明路线”即是毛泽东路线。临时中央领导者认为，只要把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最后就可以把毛泽东彻底孤立起来并一举打倒。
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先砸落到矮个子身上。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直到60年后邓小平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于是，对邓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他和毛、谢、古等人先受到公开点名批判，遂又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审查办作检查反省，等候处理。幸好在省委碰上三位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李富春的夫人)。他们并不认为这位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在的级别，实为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理。
这下更触怒了临时中央！
于是兴师动众、集中火力，以更加猛烈之势对“邓、毛、谢、古”开展批判斗争。在批斗会上，四人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责成他们去基层监督改造。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还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 处分，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邓小平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低矮房子里。在残酷无情的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对“国际路线”的意义估 计不足等等，作了自我批评，想以此过关。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红七军千里转战到中央苏区，从瑞金、会昌直至“寻 乌事件”，一一详明事实，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把“检查”送上去了。但在 “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随即，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所负的责任”，责令他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于是，邓小平又秉笔直书写出第二次“检查”。但他的对手对他的检查仍然十二分地不满，再次责令他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过去，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这样的态度写出的‘检查’”，再一次把当权者激恼了！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审讯室，拍案大怒：“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也没有承认！”邓小平申辩：“是啥子就是啥子么，我毫无掩饰。”
当权者说：“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隐藏！若是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着心中怒火，说：“该申明的我都申明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啥子再要说的了。” 说完，他转身走向自己的那间“拘留室”。 此后，每隔两天提审一次，他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到磨难，随之家庭生活也骤然发生变故——他的妻子金维映也离他而去。经受磨难和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好在邓小平倒是想得爽脱，不为个人生活中出现裂痕而过分的在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进而他想，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四大皆空”涅槃超度的境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他都没有过多的责怪金维映，因为她的这一行动更多地是出于组织上的干预，他很能理解她的处境：不能因为自己落难而再连罪于她毁了她的前程，好合好散，离就离吧！
在他要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的临行前，他在金维映写的离婚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亲切地与他打招呼道：“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