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事，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对此，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邓斌认为，庆远乃敌军重镇，敌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时强攻是没有把握的，应立即东进攻占渡口。据此，他不同意攻打庆远，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央指示集中攻坚，红七军就应该攻打庆远，不必躲闪。——不难看出这种意见里多少有点消极、抵触的情绪。似乎只有吃点苦头，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敛。
当然，张云逸等也认为庆远不易打，至于攻不攻融县，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夺。
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采纳张云逸等人的意见，放弃打庆远，部队继续向天河进军。
占领了天河，获悉庆远、融县均有敌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邓斌的意见，决定不攻融县，而是经过三防地区转移敌人的目标，然后再进占长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以涉过直达长安，于是，兵委和前委又决定进攻融县。
11月18日，红七军离开天河四十余里，就在天河县的四把(今属罗城县)附近，与从宜山方向赶来阻截的桂军罩连芳师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敌我相持了三日之久，这时，敌韩采凤师又从怀远方向追来，企图与覃连芳师合围夹击红军。
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乘夜暗甩开敌军，向北面九万大山的三防地区疾进……
11月25日，红七军到达三防(今属融水县)。三防地处大苗山腹地，没有敌军困扰，又因霪雨绵绵，难以行军，部队便在此休整数日。期间召开全军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与敌交战的经验教训。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开会议，统一认识。
邓斌在会上发言：“我们离开河池已经十多天了，却才仅仅推进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战，歼敌近五百人，而我军也付出几乎对等的代价。但是， 敌人可以拉丁补充，我们却无法补充。即使敌我伤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这对于我们也是不太合算的。从面临的情势看，我军能否打下下一个目标——长安，决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
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对。
邓岗指责：“仗没有打好，是谁的责任？”
邓斌反问：“你说是谁的责任？”
邓岗满脸温怒：“责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倾，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力！”
邓斌冷冷一笑：“自你来到以后，全军的一切部署和行动都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啊！”
“这么说，责任在我，在中央喽！”
“我还是前委书记么，责任当然由我负。”
这时，陈豪人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前委最初的估计就是错的嘛！本来是要我们先打柳州，后攻桂林，可邓斌同志则主张先打桂林后攻柳州。当然喽，现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陆放翁《剑南诗稿·秋兴》所云：‘惩羹吹齑岂其非，亡羊补牢理所宜。’我提议，我们还是执行先打柳州的方案。这样既能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也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打它个措手不及！”
张云逸俯视着铺在桌子上标志着双方态势的简易地图，在听完了陈豪人的发言之后，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说：“目前，我们与外界联系己隔绝，但从侦察到的情报看，李宗仁已派重兵占据了各个重要城镇，并派罩连芳部、韩采凤部为流动师，阻截追击我军，不让红军在广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见，变被动为主动，果能‘枉尺直寻’的话，我们岂不是‘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但现在看来，不论打桂林，还是打柳州，我们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来，势态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龚鹤村以参谋长的口吻说，“我们除了主动出击，坚决战斗，别无他法！”
“变被动力主动，不仅需要条件，而且需要时间 ”邓斌微带沙哑的声音说，“如果说仗没有打好，是军事指导思想有问题，我可以承担责任， 大家不必要再争论了。目前最当紧的是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境地，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
他的语气里蕴含着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一个善于引咎自责 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邓岗将含有强烈芒刺的目光投射到他脸上：“中央的方针已定，中央给七军的任务已定，这还有什么可动摇的吗？刚刚举步，就畏首畏尾，就打退堂鼓，还有何颜面奢谈革命，奢谈奋斗，奢谈建立苏维埃政权？”
陈豪人马上以兵委书记的身份表示：“大敌当前，若有半点动摇，便是对党的不忠诚，对革命对红军的背叛！”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停止了唇枪舌剑、无休无止的论战，表示服从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柳州的方案。
邓斌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里闪烁着幽亮，扫描着在场的兵委和前委的委员们。他似乎对身处的这种孤立丝毫没有感到难堪不安，似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