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做妇女工作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女伴们不是叹命苦、投错了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参加革命工作后，才逐步认识到 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我们妇女才有出头的日子。想到这里，我鼓起了勇气，大胆站起来发言，我把自己前后的思想认识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 得对路。心里怦怦直跳。
邓政委听了我的发言，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问：“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 ” 我把过去在拔哥办的农讲所里学到的道理，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政委听后，高兴地笑了笑。这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男女学员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评论我的发言。最后，邓政委联系我们武篆地区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说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还赞扬了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同时，还指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 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下亲自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蜡版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有的才识几个字，所以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认容易看懂。”
训练班结束后，我到太平区(今三石乡)检查妇女工作，正巧碰上我爱人韦菁也陪着邓政委到了那里。一见面，我主动伸出手去同邓政委握手。他 说起刚到我家时的情景，诙谐地说：“现在不害羞了吧！大有进步！”
有一天，他和拔哥、雷经天、陈洪涛等人一起去东里屯，参加那里的土改庆祝大会。我也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当邓政 委听到拔哥家里带头烧毁田契时，高兴地称赞说：“拔哥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样子！”
东里屯传来了欢乐的锣鼓声，我们加快了脚步。当我们步入会场时，首先佩戴上了红领带。那时，我们开群众大会，都要在衣领上系红布条。大会开始后，拔哥讲了话，邓政委也讲了话。他代表红七军前委向东里屯各族群众表示热烈祝贺，鼓励大家分到土地后要努力生 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扩大右江革命根据地，让更多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光景。
邓政委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楼上的灯光彻夜通明。
邓小平在回顾他在东兰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时，总是怀有一种眷念的惬意。
他曾经追忆说，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并非出自他的发明。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 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并结合右江东兰 的实际加以补充和推广。
他说，右江一带，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已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各县约有千余党员，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的成分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 有的偏右，只有东兰县的干部状况好，土地革命较深入。在进一步发动群众 进行土地革命时，提出了要纠正政权“新豪绅化”的富农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过左做法，制定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以适应不同的地区和由农民群众自己选择。同时，针对右江地区苏维埃政权内部一些领导和党员腐化和新豪绅化的问题，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下来改造、改组苏维埃。
他说，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
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支持红军、热爱红军的原因所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打出来的。
倔强、敦厚而又机敏的壮族人的典型性格，使韦拔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长期与官府的力量过分悬殊的较量中，表现出他的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他除了对自己民族的兄弟姐妹无限忠贞和至死不渝的坚定性外，搞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与敌人进行决斗的节节胜利，使他赢得了壮族同胞的敬慕和拥戴。
然而，韦拔群并不以“农民领袖”自居，他曾向当时的邓政委由衷而又略带一丝自嘲的口吻感叹道：“拔群何颜称之为‘领袖’？东兰乃蛮夷之地，可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 ”
是的，举世无匹的杰出人物毕竟是极少数。韦拔群对营造出东兰这块小小的“基地”，这片晴朗的天空，并不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红七军退出右江流域后，形势急转直下，红八军失败了，左江重又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