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乐尔”号军舰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城市暴动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境。他发现，城市并不那么青睐共产党，而落后的偏僻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反倒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积蓄力量，夺取城市才是可能的。
自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以来，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顿几乎被敌人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 内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 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清除叛徒，保证中共中央的 安全；
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邓斌感到另一个忧虑不安的就是，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
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直竭力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的各级机关，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早在这年春天，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具体负责，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杨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头目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杨社会关系复杂，与各党各派、外国租 界人士以及黑社会、三教九流等都有来往。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就是 因为他与国民党、日本人、汉奸、共产党都有联系。蒋介石着手在上海建立 特务组织，陈立夫便推举杨登瀛主抓此事。而杨登瀛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 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杨登瀛的关系和介绍，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 底等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恶的就是自己内部出叛徒，他们不仅出 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党的事业和许多共产党人的生命。
邓斌清楚地记得，1928年4月间，他就遇到过两次最大的危险：一次是从苏联归来的何家兴夫妇叛变，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当时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上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扑进来了，罗亦农当即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时间。不久，罗亦农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还有一次，邓小平、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一个房子里，一位特科突然送来通知：巡捕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要来搜查。周恩来立刻带领邓 颖超和张锡瑗向别处转移。而邓小平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正当巡捕在 里面搜查，他去敲门。幸好特科有个内线人员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 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转身即离去
邓斌也已经得知，就在他去年动身赴广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正在召开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惨遭杀害
同月，内奸戴冰石告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宪兵包围了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当场逮捕了7位同志
还有黄埔军校一期生黄第洪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和他会面内地点，多亏周恩来因故拖延了会面的时间才幸免遇险
一些叛徒还出卖过李立三、李维汉等党中央负责人，皆因中共特科人员多有提防和及时将负责人转移，而使敌人的收捕计划落空
虽然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最后都没有逃脱正义的法网，受到“红色恐怖”铁拳(当时特科行动的口号)的严惩，但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 的政治环境，不能不令人忧心忡仲。
“胡公，中央机关有否向农村迁移的打算？”邓斌关切地问。
“这个打算我已向柏山、特生交换过意见，在常委会上也进行过讨论，但认识不统一。远东局更持反对意见，说是‘逃跑主义’ ”周恩来语气里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计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一旦纠集起来，红军会被消灭。”
邓斌抓起即将出发戴的一顶崭新的遮阳帽，弹了弹白色的帽檐儿，愤愤地说：“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去农村，我看